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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正经的人,最深情
送交者: hgao[★★★★★天山隐士★★★★★] 于 2018-01-08 16:15 已读 1424 次  
汪曾祺

2018005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曾有这么一段话: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如此“不正经”的文字,出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之口。但他又深情如此,在同一本散文集中说: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我想,清代文学家李渔的这句话说,放在汪曾祺身上再合适不过。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谈到汪曾祺的“恶习”,得从他的父亲汪菊生说起。

在江苏高邮,汪家大院很有名气。曾做过运动员的父亲喜欢喝酒,每次饮酒常会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点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所以不满 20 岁的汪曾祺已具备一副“浪荡公子”的气质。

父亲汪菊生是个全才,受家庭影响做了眼科医生,同时笙箫管笛等乐器无一不会,甚至画画、篆刻也是手到擒来。

汪曾祺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父亲。

对于爷俩,这都是玩儿,如汪曾祺所说,“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年轻时的汪曾祺

1937 年,日军占领江南,江北告急。

这一年,汪曾祺 17 岁,在勉强读完中学后,随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避难半年。此时,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说得夸张一点,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两年后,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但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学制 4 年,他却读了 5 年,留级 1 年。

这并不是一个学渣逆袭的励志故事,大学期间的汪曾祺虽在学习课程上“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但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常常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有时一直读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接着逃课...

从“逃课”这件事上看,80 年前的大学生活与现在并不二样,但逃课的时候做了什么,上课的时候又学到了什么,这应该是人在发展上有所不同的实质区别。

汪曾祺与沈从文

大学期间,闻一多对汪曾祺甚是欣赏,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曾祺代笔写了篇作文,闻一多读后很是高兴,称赞说:“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此时的汪曾祺,心里暗暗高兴。

汪曾祺在大二时遇到了恩师沈从文,老师开课 3 门,他一次课都没逃过。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他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曾祺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拿给老师看,文中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沈从文却批评说:“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就是这次批评点拨,使汪曾祺豁然开朗,悟到了写作的真谛,如他后来对自己文学语言的总结: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朴实却不乏锋利,温情却不矫情的原因。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以自由散漫著称,他喜欢的课程,一节都不会错过,不喜欢的基本不去。闻一多、沈从文的课,他听得极其认真,但朱自清的课,有时就会溜号,因为他觉得朱自清上课太过一板一眼,不太适应。

毕业时,因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汪曾祺被开除学籍。正当他生计无着落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朱自清有些生气的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

后来,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本想通过熟人找到一份职业,却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即将花光。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在北京的沈从文知道此事后,写信责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后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汪曾祺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期间,他完成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1948 年,内战的最后阶段,汪曾祺去往北平与相恋一年的校友施松卿会和,两年后,二人结婚,此后相伴一生。

汪曾祺的女儿曾经打趣地问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1958 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但汪曾祺却看得开,曾在随笔中风趣地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少有文人逃得过此劫,汪曾祺因为有“前科”就更是重点照顾对象,批斗、游街都少不了。后来,由于江青主抓样板戏《沙家浜》而想到了曾经排过戏的汪曾祺,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才使他免于更多的迫害。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运的,自始至终家庭和顺,即使在那 10 年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

这或许得益于汪曾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家庭教养

晚年汪曾祺

要问文人里谁最会吃,北京城里除了王世襄,必是汪曾祺。

他不仅自创菜品,还撰书谈吃。汪曾祺文字中的“吃”,不仅有生活,还蕴涵着深刻的人生体验:

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爱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革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晚年汪曾祺

1979 年,汪曾祺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随遇而安。”

实际上,他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

1997 年 5 月 16 日,“最后一个士大夫”放下了手中的笔。离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与医生说:“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只可惜,龙井还未端来,他却微笑着离去了。

汪曾祺曾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

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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