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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闲事”里的正义
送交者: 士大夫你离开[首辅宰相★★★★★] 于 2018-05-16 2:45 已读 411 次  
她曾是爱管闲事人大代表 推动五周杀人案平反

原标题:藏在“闲事”里的正义

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管闲事”,一辈子都改不了。

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春天杨絮太多,她就把政府告上法庭,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她甚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了村民。

各种各样的“闲事”带着她撞了各种各样的“南墙”。从村委会,到市政府,直到省检察院,她都去“闹腾”过。最近获得平反的“安徽五青年杀人案”“涡阳五周杀人案”中,人们也发现了她的影子。

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致富能手”“无衔村官”,频繁在电视上露脸。

现在,她是安徽省太和县“桥南驾校”的接待员,负责学员报名、考试。

她的办公室在县城的城乡接合部,周边是低矮的楼房和各种汽配厂。办公室门外是一条繁忙的国道,从早到晚不断有货车呼啸驶过。

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驾照的报名价目,还有几张驾校的宣传广告。广告中间夹着一面锦旗,挂在正对门口的墙上。上面印着“巾帼英雄,为民请命”的金字,落款是“安徽五青年冤案”的5名被告。7天前,“涡阳五周杀人案”在安徽省高院宣判无罪时,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体说:“如果不是大姐(陶晓侠),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她曾是爱管闲事人大代表 推动五周杀人案平反

陶晓侠正在整理冤案申诉材料。

1996年,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因为证据不足,审判委员会曾作出无罪判决的决定。受害人父亲到法院以服毒自杀相威胁,要求判被告死刑。结果一审宣判,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

从2001年开始,陶晓侠就不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阳、合肥,甚至北京。那时她是阜阳市的人大代表,比别人更方便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一米多高”,“上访”攒下的机票火车票“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

在驾校报名处那张已经掉漆翻皮的办公桌下面,她随手抽出一个档案袋,里面就装着各种冤案的材料。

等待冤案平反的漫长过程中,有时候被告人家属都泄气,告诉她“胳膊拧不过大腿”,但她也非要申诉下去。

“有人说我皇上不急,太监急。”陶晓侠笑笑说,“我就是那个太监。”

“五周杀人案”平反的第二天,“五青年冤案”的两个被告人来找她,商量追责的事。

那天太和下着雨,天气阴冷,陶晓侠还是把上衣袖口卷到臂弯。整个下午,她的手机响个不停,每通电话只要超过半分钟,她就会提高嗓门,变得急躁起来。她声音有些沙哑,音量却很大。

“大姐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女侠。”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不知道,陶晓侠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

“文革”时,她还叫陶韵美,在村里上小学。那时她十几岁,比别的小孩都大,总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场上罚站,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女生。

校长数落她,说没有哪个女生像她这样,不如叫“陶大侠”。没过多久,她真的把“侠”改进了自己的名字。

她曾是爱管闲事人大代表 推动五周杀人案平反

张合在看守所写给陶晓侠的信。

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15岁时,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机,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器,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邻村人来闹事,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路打回去”,直到对方赔礼道歉。

她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在使劲长”,没人能管得了她。

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为了养家,16岁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那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州,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里,带回家卖。在住旅社一晚只要0.8元的上世纪70年代,她每趟能赚100多元,很快成为家里的“大当家”。

后来她拉过板车,开过裁缝店,回收过啤酒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在颍河上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整船的煤炭从上游运回来,充实了她的腰包。

1990年,她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1600多平方米,全部按人民大会堂的样子装修”。因为爱唱歌,她跑去上海买回一套卡拉OK,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吸引过来,她那1万多元的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那几年睡觉都能笑醒。”陶晓侠的丈夫张合回忆当时的生活,那时他和妻子都不到40岁,但事业上已经达到自己从没想象过的成功。

那段时间,陶晓侠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好:自掏腰包给村民装变压器,给没人管的老人盖房。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有困难就找她帮忙。

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科技致富带头人”“阜阳好人”“乡村女侠”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

“人大代表”的身份也随之而来,那时陶晓侠只是把它当成众多“没用的称号”中的一个。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最开始,陶晓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么。第一次开会时,她领了一本《代表履职手册》。她记得自己看到“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时,整个人愣了半天。

“乖乖,人大代表原来这么厉害。”陶晓侠回忆,那时她与许多人一样,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就是天。”

这让她在“爱管闲事”的路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找她评理的人越来越多,“闲事”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到“找政府茬儿”和“帮人伸冤”。

后来她受人所托,去调查一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伤人案件。她自己找到证人,录取口供,逐渐发现案情有不少解释不通的地方。

调查正在往下深入时,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带走,理由是涉嫌参与了她正在调查的案件。

“张合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案子里的人都没见过,咋就成了涉案人员?”提起这件事,陶晓侠咬着牙,张口就骂。

曾经在陶晓侠家里高歌的领导们忽然一下子远离了她,那段时间,“活动能力很强”的陶晓侠发现,没有哪个曾经的领导朋友愿意听她把话讲完。

两个月后,她收到丈夫从看守所传出的一封信。张合在这封在写在笔录纸上的信里告诉妻子,自己在里面“度日如年,承受一切痛苦”,他告诉妻子“不要再告别人状,否则会毁掉你我、孩子和家庭”。

“如果你听话,我就会有好消息。”张合在信的结尾写道。

陶晓侠说那段时间她能感受到丈夫在看守所里承受的痛苦,“有时我半夜醒来,浑身出冷汗,有时身上会突然像爬满了蚂蚁。”越是这样,她越不想妥协,她相信那封信不是出自丈夫自愿。

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但不是通过“向强权低头”的方式,而是要澄清一切,还丈夫清白。

这个只认“道理”和“正义”的女人买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坚持“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解决”。

因为只有初中毕业,两部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她就买回一本《新华字典》。后来,这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里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

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在那里听说了“五青年杀人案”和“五周杀人案”,发现他们“比自己更冤”。

“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上面还挂了层面纱,搞得像个大侠。”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她说警察正在抓她,不能让人认出自己。”

那段时间,余鸿飞经常接到陶晓侠的电话,被对方问一些“业余”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

见过律师后,陶晓侠说控制不住自己,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比自己更冤”的案子上。她开始在全国到处跑,找人大代表联名签字,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

“她整天不进家,到处跑着告状。”张合抽着烟,语气缓慢。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家里的养殖场没人管,等他出来后,“几千头猪已经死光”。

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大一的儿子选择了退学。陶晓侠跑去北京,任凭怎么劝,儿子都不愿意再上下去。

“爸爸坐牢,妈妈不停在外面跑,这个家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能再花家里的钱,还是早点出来做事帮衬点家里。”儿子在一封信里写道。这封信并没有寄出,直到多年以后陶晓侠在收拾房间时,在女儿的枕头下面发现了它。

现在,这个本应有更好出路的儿子,成了一个挖掘机司机。性格也越来越像爸爸,变得沉默寡言。

提起儿子,她就会忍不住哽咽,说自己对不起儿子。哭过之后,她又会说:“啥事都改变不了我,我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

经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等待后,陶晓侠终于见到了安徽省人大的领导。她向对方“哭着讲了一个半小时”,提出“要想公正,案子必须异地审理”。她的建议被采纳,最终检察院以“情节较轻”为由,对张合作了不起诉决定。

张合走出看守所时,已经在里面蹲了1年多,从180多斤瘦到120斤。“出来后人都是傻的。”

这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妻子,只有喝醉酒时,才会说出“要不是你乱告状,我怎么会受那么多罪”的话。

陶晓侠也想弥补丈夫,给他买名牌衣服,做他喜欢的菜。但她从没想过停下“乱告状”,她甚至听不下哪怕一句别人劝她的话,“半句都能让我的头爆炸”。

“就算是好意的,我也不想听,我听了也反感,再说一句我就会冲他。”她加重语气,激动地闭上眼,使劲往一侧点着头说。

她把自己整理的冤案材料带到阜阳市两会上,写好联名信让代表签名,可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她。

“哎哟这个事咱不好管,你还真觉得咱们能监督法院啊。”陶晓侠记得有些代表这样回复她。

“有些人当人大代表就是开会、举手、吃饭、休息,然后回去后显摆自己住多好的酒店,吃多好的菜。”陶晓侠嘲笑身边的这些人大代表像“大熊猫”,“不履职,还看不惯别人履职。”

她记得有次在阜阳市两会的小组讨论上,她提前坐到市检察长的对面。检察长对小组作了工作报告,提到当年“批捕7000多人,最终判决1000多人”。

轮到陶晓侠发言时,她质问检察长竟然敢拿着这样的数据当成绩,然后列举“刑事诉讼法”里关于批捕的条件,怒斥对方这样的数据就是在枉法。

“有多少家庭因为你们随意批捕受到伤害?你们是什么检察院!”陶晓侠说她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记得自己最后激动到站起身,握紧拳头,浑身都在颤抖。

随后,她拿出冤案材料,对着检察长一句句念完。会场内的70多位代表鸦雀无声,检察长全程低着头,没有一句回应。

会后,她得到了一个外号:陶疯子。县委书记找到她,让她“下次别再这样,检察长明年都不好意思来咱们团了”。

她没有理会县委书记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她带着人大代表证,跑到公安局大骂他们办案不符合程序。全国两会时,她带着冤案家属到北京找全国人大代表喊冤。

因为“五青年杀人案”材料被收走,她曾在北京的网吧里待过一整天,“中午饭都没吃”,把申诉书重新写出来。几经辗转,材料最终被塞到当时安徽省检察长的门缝下,后来检察长打电话给陶晓侠询问案情,向她保证一定会“重视此案”。

也有人私下劝她,好好当人大代表,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人大代表就是要监督,就是因为公检法缺少监督,才会有那么多冤案。”她说自己认准这个道理。“我要是像别人那样老老实实,人大代表也能一直当下去,也有人当了一辈子,但那有什么意思。”

在人大履职的那5年里,她养成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惯。养殖场垮掉后,她买来几辆卡车,做起了运输生意。白天她打理车队的事情,管管“闲事”,晚上回家后就开始研究冤案材料。

“整个卧室,桌子上、床头上堆得全是档案袋。”张合语气平淡,他被关在看守所时,刚好隔壁牢房里就有“五青年杀人案”的被告人之一张虎。他说自己很清楚他们在里面受过的罪,也知道蒙受冤屈的感受。老婆为人喊冤,自己“多少也是支持的”。

2006年,人大代表任期结束,陶晓侠没有连任。她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驾校,她由此登上了事业上的另一个巅峰,在县城只有几辆桑塔纳的时候,她买回一辆本田雅阁,整个人“红得发紫”。

后来合伙人的妻子找到她,告诉她自己“被离婚”,丈夫背着妻子已经再结婚,还有别的家庭。搞清情况后,陶晓侠马上与合伙人决裂,然后帮妻子告状,“主持正义”。

之后,她开了一家“陪驾学校”,在驾考的灰色地带继续她的生意,但被之前的合伙人举报无证经营,最后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了她两年徒刑,进了监狱。逮捕她的那天,雅阁的后备箱和后座上,塞满了各种冤案的申诉材料。

刚刚走上正轨的家庭再次崩塌。丈夫开始酗酒,正在南京审计学院上学的女儿一气之下,像哥哥一样退了学。

这些让她变得更加疯狂,即使在监狱里,她还整天帮别人写申诉材料。出狱后,她比之前更不着家,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成了一个为别人上访的“上访户”。

家人对她彻底失去了信心,丈夫相信了这就是她的“本性”,不可能扭回来。

“都是这个人大代表害的。”丈夫吐出一口烟,补充一句。

“我这辈子,天不亏我,每次栽倒,都能再爬起来,但是人亏我。”陶晓侠说。

后来,她主动提出离婚,她怕自己哪天再连累这个男人,“再进去他就毁了”。

儿子也放弃了再劝她收手。他说自己有时也会怨恨妈妈“胡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上完学,而是怨她“把家都搞得不成样子”。

提到未来,父子二人淡淡一笑。他们甚至对未来不抱希望,坚信她会一直这样“胡搞”下去。沉默片刻后,两个男人别开脸,眼睛湿润。

现在,陶晓侠和孙子一起住在办公室楼上,一间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那辆依然带着她前行的雅阁,已经显得过时。

她对未来的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渴望,但她说自己仍然想当人大代表。她记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那天,村上请了唢呐队,村民们用拖拉机给她拉来了一块大匾,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家里院子里站满了很多不认识的前来道贺的人,烟花放到了半夜。有人说,陶晓侠当上人大代表,村民们比村里人当上县委书记都高兴,因为她是个好人。

陶晓侠经常想起这一幕,那是她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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