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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人只尊重古代中國人?
送交者: 爱吃烤肉[大司徒★★★★☆] 于 2018-03-13 10:10 已读 7029 次 2 赞  

640明清與春秋時的中國人:兩種不同的人

一個日本人說:“他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不尊敬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

這話聽起來刺耳,但從頭到尾細讀中國史,你會發現此話有一點道理。春秋時的中國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漢唐時的中國人,雍容大氣,自信心很強。及至明清,一個個卻是那麼麻木、懦弱,缺乏創造力。明清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

舉幾個例子,先說尚武精神。

春秋時代,貴族個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那時的中國人,不喜歡一步三搖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

所以《詩經》言莊姜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莊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髮、濃鬍鬚,最好還帶點狐臭味兒。《齊風·盧令》讚美獵人,就說他“美且鬈,美且偲”,即捲髮多須。同樣,《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於是令女主人公心生愛意,在單相思中苦悶不已。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中有註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東方大國齊國民風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氣,和今天的韓國人差不多。貴族們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班固描寫這片土地的尚武遺風:“(吳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驚訝於這個帝國里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

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裡,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閒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更驚訝於中國人的膽小。古伯察說:“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頗具剛毅的中國人,一旦遇到態度堅決,意志不撓的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像患了癔病。面臨困難的中國人嘴裡常說’小心’,即’膽子要小’。”羅斯則說:“中國兒童不像歐洲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對武力的讚賞已經完全沒有了。大男子當眾啼哭而不以為恥。”

俠義文化和俠義精神的失落

一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問題,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時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豫讓為了給智伯報仇去刺殺趙襄子,設法混進趙府,他用自殘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裝易形,吃盡了苦頭。

在被抓住之後,審訊者對豫讓說,你當年也曾為范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你不為他們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麼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這樣死心塌地為他報仇?豫讓回答說,當年范家、中行家隨隨便便看待我,我也這樣對待他們;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我豫讓不是你們任何一個人的附屬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沒有給你們報仇的義務,給不給你們報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讓追求的是等級社會里平民的個人尊嚴和社會、他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認,尤其是在向來瞧不起平民的貴族階層面前。既然我不是你們的附屬品,那麼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只有利益關係,人走茶涼。

這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戰國時代俠文化中最可貴的部分。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二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看《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在官人面前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45回鑽天鼠盧方初見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第48回寫五鼠面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栗”,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樣馴化式的名字,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通吃。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裡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清代儒臣的動物式生存方式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上古的儒和後世的儒有什麼不同。

後來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初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相當剛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只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相較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在後世看來幾乎有點大逆不道。

中古時代,雖然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能實現自我完善,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轂的辦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逃離權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們卻已經完全被馴服成了“繞指柔”的奴才。儒學要求人們忠君孝親,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屬於君主,不應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清代儒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什麼操守、尊嚴、人格,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五百年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

最後再讓我們來看看詩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詩經》裡面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例如《詩經》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說,一個少女動了情,吉士就趁機挑逗她。最後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佩巾,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這首詩不直接寫性,只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麼含蓄,多麼自然健康。那時中國人的自然本性還沒有被後來的文化閹割。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詩經》裡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創力,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渾壯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的細膩化、生活化開闢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恆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謂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以拾前人余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寫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黃庭堅的詩。500年的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沒有真性情,甚至沒有真表情——除了納蘭性德外,中國居然再沒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失去創造力、感受力,就沒有了靈魂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卻只是前人的影子。他們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書法家以重複前人為最高標準,詩人以寫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中國祇剩下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一種腐敗氣味。

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只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歷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麼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確實已經成了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與一個變質的罐頭,或者說是鑽石與石墨——雖然同是由碳原子構成,性狀卻已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我們的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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