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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作恶”:Google垄断诉讼内幕
送交者: 英国小炉匠[★★有品位手艺人★★] 于 2018-02-28 6:26 已读 2214 次  

史瓦恩·莫伦(Shivaun Moeran)和亚当·拉夫(Adam Raff)相遇相知,结婚后共同创办了一家公司,引发了一连串后续事件。最终,他们还有可能会让我们熟知的几家因特网巨头栽个大跟头。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俩是一对怪咖。在 1980 年代末,亚当还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编程,史瓦恩则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攻读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几位共同的朋友一直想撮合他俩,于是两人在一个周末会了面,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喜欢看单口喜剧、彼此的父亲都颇有科学头脑,而且两人特别喜欢双关语。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共同的爱好让他们住到了一块儿。两人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分别加入了两家大型科技公司。可问题是,一旦某个年轻的极客爱上了另一个年轻的极客,所有的怪咖朋友都会来找你帮他们介绍对象。就这样,亚当和随了夫姓的史瓦恩一起做了两个优秀的程序员会做的事儿:他们开发了一款约会软件。

这款程序应用名叫 MatchMate。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软件不仅只会找出兴趣相似的用户,还会根据一系列参数将用户配对,比如最近都去过的酒吧、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喜欢哪些电影、给哪些候选人投了票等等。总共有几十个参数会在寻找终生伴侣时起到关键作用(或许只是当晚的约会对象也行)。MatchMate 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让用户在特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变量进行配对,这种方法被计算机科学家称为“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这就像让最好的朋友帮你牵线搭桥一样,”史瓦恩告诉我,“这位朋友会说:唔,你大概觉得自己会喜欢这个人吧,因为他很帅。但实际上你喜欢的是另一个人,虽然他长得不那么好看,但特别风趣幽默。”

在计算机科学中,这种算法有时被称为“垂直搜索”(vertical search),难度相当之大。连拥有成千上万名博士级别工程师的 Google 也对垂直搜索头疼不已。内哈·纳鲁拉(Neha Narula)曾经在 Google 担任软件工程师,后来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她表示:“Google 是在水平搜索的基础上建立的。假如用户输入‘缅甸的人口是多少’,Google 就会找出包含‘缅甸’和‘人口’这两个词的网站,然后判断哪些结果最有可能给出答案。”只要结果准确可信,人们其实并不在乎 Google 返回的结果是 Wikipedia 的页面、某篇新闻报道还是其它网站。不过纳鲁拉说:“一旦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比如‘哪家网站卖的吸尘器最便宜?’这就困难得多了。”

对 Google 这种搜索引擎而言,要是用户请求的参数有好几个,那找到正确答案就愈加困难了。比如搜索“哪种吸尘器最便宜又最节能,适合较厚的地毯,而且不会惊吓到狗”?想要综合这些偏好,就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的垂直搜索引擎。亚当和史瓦恩为此思考了很多。

本月早些时候,亚当和史瓦恩在伦敦的合影。从他们向 Google 发起反抗到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图片版权:Muir Vidler/《纽约时报》

没过多久,夫妇俩就梦想着能把他们的想法变现。他们没有足够资金与 Match.com 这样的大型约会网站相抗衡,所以仅仅申请了几项专利,然后开始集思广益。在他们看来,垂直搜索技术十分强大,比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任何搜索引擎都要强大。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能兼容几乎所有的数据集。只需稍加调试,它就能用来搜索廉价机票、优质房源和高薪职位。它还能对付不怎么相关的参数,假如你想知道“商务舱”和“下午 3 点后出发”两者二选一的话,从伦敦飞往拉斯维加斯最便宜的机票是哪张?它也能为你找到答案。

据夫妇俩判断,处理这种问题时,他们的技术比 Google 更先进。亚当在购买 iPod 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告诉我说:“我想知道哪家标价最便宜,用 Google 搜了半个小时,结果都快疯了。”他根本分不清哪家网站在卖 iPod,哪家买的是耳机、充电线之类的配件。有时候,Google 还会在返回结果中显示一种价格,但实际打开页面后显示的又是另一个价格。还有的时候,卖家会要求客户额外支付运费。在亚当看来,他们的搜索技术效率更高。

想当初,Google 的高管们要是听说了亚当的烦心事儿,应该也不会觉得惊讶。多年来,Google 一直在试着开发一款在线比价工具。布赖恩·拉森(Brian Larson)是当年 Froogle 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也就是现在的 Google 购物。他表示:“我们的想法是让用户输入任何一件物品,算法就能帮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卖家。”当时拉森团队的人数很少,一开始只有他和另外一名程序员,最多的时候也只有 12 人左右。拉森会定期拿 Froogle 和其它在线比价网站做比较,他说:“有时我们表现差不多,有时还算马马虎虎。我们涵盖了上亿种产品,比别的竞争对手多得多。”但 Froogle 经常被 PriceGrabber.com 等网站赶超,因为后者专门负责建设比价系统的员工更多。

一旦用户在搜索中包含太多参数,Froogle 的局限就特别明显。有一阵子,Froogle 总是通不过一项搜索测试。搜索条件大致是“价格便宜而且免运费的白色跑鞋”,可每次排第一的结果都是某商家出售的一只穿跑鞋的圣诞精灵。无论 Google 工程师怎么调试代码,它总会排在返回结果的第一条。最后,一名经理买下了这只精灵,这样它就再也不会在搜索结果中出现了。拉森告诉我说:“我们还定制了精灵 T 恤。这只精灵成了我们的吉祥物。”

但亚当和史瓦恩的程序非常智能,完全可以区分穿了跑鞋的精灵和一双真正的跑鞋。实际上,他们还能辨别哪些网站会收取隐形运费、哪些网站真的有让利优惠。于是,夫妇俩辞去了本职工作,雇佣了几名程序员,花了好几个月完善他们的代码。2006 年初,一个利用垂直搜索技术的在线比价网站 Foundem.com 上线了,内测期先是对一小群好友与合作伙伴开放。只要有人用 Foundem 买下了商品,拉夫夫妇就能从卖方那儿得到一小笔佣金。亚当和史瓦恩不知道自己的网站会不会成功,因为网上已经有了好几家大型比价搜索引擎,例如 PriceGrabber 和 NexTag,当然还有 Google。不过夫妇俩觉得,因特网就该是这样,两个怀揣着新点子的人也可以叫板行业大佬,假如技术够硬,他们自己也可以变成行业巨头。

拉夫夫妇明白,网站必须依靠 Google 才能找到客户。第一,他们不擅长市场推广,这点从网站的名字 Foundem 就能看出了(史瓦恩解释道:“嗯,意思就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它们’[found ’em]”)。不过初步测试表明,只要用户输入“比较 xr-1000 型摩托车头盔的价格”之类的语句,Foundem 往往都会在 Google 返回的结果中排名靠前。6 个月后,Foundem 正式对公众开放了,一开始的流量颇为鼓舞人心。史瓦恩对我说:“搜索引擎都喜欢我们的网站。按理说,这是我们成功的秘诀。”夫妇俩觉得,只要他们垂直搜索的技术过硬,Google 就会引导消费者访问他们的网站。

II

Google 在全球占有统治地位,完成了成吉思汗、共产主义和世界语都没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尽管不同地区统计的数据各异,但据估算,Google 目前占到了全世界搜索总量的 87% 左右。每年它都要处理数万亿次搜索请求,日搜索量至少达 55 亿次,约合每秒 6.3 万次。所以你很可能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一个小时,甚至 10 分钟内就使用过 Google。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 Google 找到。或许你提的问题有些棘手,或许你只查询了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它返回结果的速度甚至比你输入问题还快,而你几乎不会停下来细想,这一切都有多么神奇。要是你年纪够大,还记得 1998 年之前 Google 尚未成立时的因特网的话,就会知道在线搜索的滋味。当年人们只能用 AltaVista 或 Lycos 之类的搜索网站,还经常会收到一大堆垃圾邮件或色情内容(同情一下那个年代的互联网爱好者,他们一不小心在搜索框里输入“业余”[amateurs]或“钢铁”[steel]的话,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换言之,你很可能会爱上 Google,至少会对它有好感,也有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就像你几乎不会留意日常必需的供水系统、交通信号灯一样。所以当各家媒体在去年纷纷发布头条新闻,暗示 Google 等科技巨头正威胁着我们生活中从经济到民主方方面面时,你可能会感到十分惊讶。立法者指责 Google 创建的广告机制太过庞大精巧,以至于几乎没人注意到俄罗斯用它干预了最近一次美国大选。批评人士则认为 Facebook 利用了人性的冲动让用户上瘾,并使人置身于意见单一的“回声室”里,变得越来越封闭。此外,还有人指责亚马逊是导致零售业大面积溃败的罪魁祸首。苹果公司也对经济有着深远影响,有可能让整个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些争议问题都说明,人们越来越担心少数科技公司太过强大,只需凭借几行计算机代码就可以摧毁整个行业或者社会规范。上述 4 家企业外加微软公司构成了美国最大的新闻、广告、在线购物、数码娱乐、商业及通讯工具来源。它们也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几家公司,合计年营收额超过 5000 亿美元。

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立法人士难得达成一致,开始质疑这些科技巨头迅速做大做强的原因。密苏里州、犹他州、华盛顿特区等地的监管机构以反托拉斯为由,呼吁对 Google 等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不少批评人士认为,法院和立法机构应该像一百年前的反托拉斯机构打破石油、铁路行业垄断那样,对如今的科技巨擘展开追查。可也有人反对说,Google 之流唯一的罪名就是取悦了消费者。万一这几家巨无霸无法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们就会像当年的 Yahoo、AOL 和 Myspace 一样被资本主义经济还以颜色。

这场辩论的核心在于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超大型企业一再以大欺小,到了什么程度才违反了法律?在 1900 年代初期,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交出了一份答卷。当时,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认为一旦超大型公司倚仗自己的主导地位打压对手,并且扼杀竞争出现的可能性,那么大公司就变成了“坏公司”。依照这个理论,政府对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标准石油公司提起了诉讼。

从创新角度而言,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当年的 Google。公司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耗资数百万美元,聘请科学家革新了原油提炼技术和运输方式,由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富豪。而这些创新发明也赢得了公众好评。1858 年,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以前,人们使用鲸油照明,每加仑价格高达 3 美元,所以只有最富裕的人家才负担得起。不过到了 1885 年,标准石油公司研究出提炼煤油的方法后,照明成本降到了每加仑 8 美分。洛克菲勒在写给一名合伙人的信中写道:“继续努力。我们一定得记住,我们是在为穷人提炼石油,他们要的必须是价廉物美的产品。”

标准石油公司的技术发明让它对竞争对手占据了巨大优势,而洛克菲勒也铁了心把这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私底下与铁路公司达成交易,使得其它公司不得不支出更多的交通费用。他还胁迫规模较小的炼油厂做出抉择,让小型企业要么把整座工厂都卖给他,要么就得面临破产的结局。当时,一名专门揭发丑闻的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写道:“洛克菲勒和几位合伙人并不是坐在华尔街的董事会会议室里,轻轻松松就建立起了标准石油公司,而是通过收取回扣、办理退税、敲诈勒索、刺探情报、恶意压价来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依靠了冷酷无情、从不懈怠的组织效率。”

1906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让司法部以违反反托拉斯法为由,起诉标准石油公司。但政府里的公职律师却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他们发现,标准石油公司作为一家垄断企业并不违法,甚至连无情的竞争手段也不违法。于是,检察官提出了一个新论点:要是一家企业比任何对手都要强大,它就不能像其它公司一样行事。相反,它必须遵循一套特殊的规则,让其它公司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赫伯特·霍芬坎普(Herbert Hovenkamp)曾与人合著了一部影响深远、关于反托拉斯法的专著。他表示:“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竞争是好事。要是垄断企业扼杀了市场竞争,那就成了坏事。一旦变成了垄断企业,你就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不然你平时一直在做的事就变成违法行为了。”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了这个观点,把标准石油拆分成了 34 家公司(洛克菲勒对每家公司都有控股,财富反而比以前更多了)。标准石油公司解体后的几十年里,人们通常依照一条核心原则来执行反托拉斯法:要是一家公司太过强势,以至于成了行业老大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削弱对手,这时政府就应该出面干预。而在上个世纪,法院对其它垄断企业严加审查的同时,学术界和法律界也注意到了一个规律:垄断企业往往和科技创新密不可分。有时一家公司挖掘到技术优势后,比如洛克菲勒手下的科学家有了创造发明,就会让这家公司强大起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变成垄断企业。美国历史上,针对 IBM、美国铝业公司(Alcoa)、柯达公司等许多公司的的反托拉斯诉讼都基于同一种说法:这家企业发现了新技术,能够让它以此超越竞争对手。

几十年来,决策者和商界领袖似乎已在执行反托拉斯法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过他们要对付的公司有时并不能苟同)。但在本世纪之交,许多科技公司的兴起让一些人开始质疑反托拉斯理论是否依旧还有意义。Google 和 Facebook 等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对用户而言也越来越实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网络世界发展速度太快,没有哪起反托拉斯诉讼能跟上它的步伐。如今,哪怕最有影响力的巨头也会被一家小小的初创公司打败。所以互联网公司的高管认为,反托拉斯法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

以微软公司为例:199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都在和微软打官司,控告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但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这场官司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1994 年,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签下一份同意判决(consent decree),结束了诸多垄断调查中的一项。盖茨对一名记者表示,对微软的各部门而言,这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没有一个部门主管会改变他们的做法或想法。”哪怕在 2000 年一名联邦法官责令将微软拆分为多家公司后,判决也没有得到执行。微软不服裁决,继续上诉后获得胜诉。政府随后提出了一套和解方案,但实在绵软无力,有 9 个州都向法庭提出反对。不过,法院最后还是批准了这套和解方案。

观察人士表示,最终让比尔·盖茨屈居下风、终结了微软垄断地位的不是反托拉斯诉讼,而是一家更灵活的初创公司,它的名字叫 Google。这款搜索引擎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退学生设计,在搜索方面比微软产品表现更佳(后者最早推出的是 MSN Search,现在则是 Bing 搜索)。后来,两位辍学生开发了 Google Docs、Google Sheets 等应用,终于得以和微软的所有业务相抗衡。Google 取得所有这些成就靠的不是政府检察机关,而是因为它比别的公司更聪明。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互联网领域并不需要反托拉斯法。2012 年,Google 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就曾说过:“只要我们的服务出了问题或者犯了错,用户就很容易改用别的产品。因为只消点一下鼠标的工夫,竞争对手就出现了。”换言之,没有哪家互联网巨头会比它本该存活的时间坚持得更久,所以政府就不必再为此操心了。

III

Foundem.com 向公众开放后,公司的“蜜月期”不多不少,只维持了区区两天。在最初的 48 个小时里,用户从 Google 等搜索引擎中查询商品信息,从而被引流到了拉夫夫妇的网站,让他们的访问量激增。可是突然之间,流量又停了下来。亚当和史瓦恩大为惊讶,开始各种诊断调试。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网站在 Google 上的排名大幅下滑,被刷到了 12 页、15 页、64 页甚至 170 页后面,而原先他们的网站可以排到搜索结果的前几位。Foundem 在 MSN Search 和 Yahoo 等搜索引擎上的排名依旧名列前茅,但它在 Google 上几乎已经不见了踪影。当然了,Google 搜索的用户占了绝大部分。

拉夫夫妇怀疑这是技术故障,于是开始检查代码,并向 Google 高管发送邮件,表示无论症结何在,都希望对方协助修复。寻找求助对象和他们的联系方式本身就是一大挑战。尽管 Google 的母公司标榜自己是一家拥有 8 万名员工的多元化企业,但它近 90% 的营收都来自广告,比如那些在搜索中出现的结果。因此对于 Google 高管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护公司在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更重要了。那些有利可图的搜索请求,例如想在网上购物的用户尤为关键。实际上,大约在拉夫夫妇创建 Foundem.com 的同时,Google 高管就越来越担心垂直搜索引擎会对 Google 的业务产生威胁。

据后来呈交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内部文件显示,2005 年,一名 Google 高管在发给同事的邮件里问道:“我们要是不在垂直搜索方面采取行动的话,真正的威胁在哪儿?”他自问自答道:“Google.com 会失去流量,因为人们会去别的网站搜索某些问题。要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建立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垂直引擎,我们就会受到严重打击。”另一位高管的话则更为直白,他写道:“Google 的核心业务是从商业搜索中盈利。假如用户去了亚马逊之类的竞争对手那搜索商品,长期来看,我们的营收额就会受到影响。”

为了打赢垂直搜索大战,Google 高管开始召开会议,部署作战方针。Foundem.com 上线后不久,一名高管就规定从今以后,Google 自己的比价结果应该尽快出现在搜索页面的顶部,即使这意味着抛弃原搜索算法自然得出的结果也在所不惜。一名高级别员工在给同事的邮件中写道:“长远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变得更加有侵略性。”最终,Google 首席执行官下达了一项命令,一名高管写道:“拉里认为产品应该得到更多曝光。”

要获得曝光,一个办法就是修改搜索结果的排列规则。2006 年,Google 修改了搜索算法,推出了名为 Big Daddy(“大人物”)的更新,处罚含有大量子页面但缺乏站内链接的网站。几年后,Google 又推出了名为 Panda(“熊猫”)的算法更新,处罚那些复制其它网站内容的站点。Google 向用户解释说,公司进行这些调整是为了对付那些“为了在返回结果中排名靠前,试图‘玩弄’我们的‘个人或系统’。通常它们会使用低质量的‘内容农场’(content farm),或者采用隐藏文本之类的欺骗手段。”

可是,Google 本身每天都会生成数百万张没有站内链接的子页面,只要用户搜索一次就会出现一个新页面,而每个子页面上又充斥着从其它站点复制的文本。批评人士称,Google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让 Foundem 等垂直搜索领域的竞争对手几乎不可能在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排在前列。

史瓦恩和亚当向 Google 高管发送了一封又一封电子邮件,却没收到任何有用的回复。于是拉夫夫妇开始打电话询问,但也没有太大效果。两人在科技行业工作了几十年,人脉颇广,与 Google 等大公司里的重要人物也有交情。可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

几个月过去了,Foundem 公司的帐户余额越来越少,走投无路的拉夫夫妇开始联系其它网站,提议用他们的技术优化对方的内部搜索引擎。很快,他们就与一家广受欢迎的摩托车网站和一家大型杂志出版社达成合作,为他们的后台提供技术支持。最终,每月大约有 250 万人会看到 Foundem 返回的搜索结果。Foundem 还被《泰晤士报》评为了英国最佳旅游比价网站,并在英国热门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备受好评。但失去了来自 Google 的流量后,拉夫夫妇几乎难以为继。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有的晚上,精疲力竭的史瓦恩会坐到电脑前,在 Google 上变换着关键词一遍又一遍地搜索着:“怎样解除 Google 对网站的惩罚?”“哪些 Google 员工负责检查错误?”“Google 排名降级 电话号码 求助”。她盼望着有一组神奇的关键词可以给出一套新的解决方案。史瓦恩对我说:“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技术好得很,还获过奖。但我们从 Google 那里根本得不到解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网站没能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上。”后来,两人找到了一家公关公司,希望他们的故事登报后能引起 Google 方面的注意。不过这家公关公司还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呢?在亚当和史瓦恩看来,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就连微软都能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反托拉斯指控不屑一顾,Google 为什么会关心一家小公司的意见呢?

但他们也别无选择。于是,亚当和史瓦恩拿出了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一份长长的文件,详细叙述了他们此前经历的一切。接着两人去了布鲁塞尔,到负责监管企业竞争行为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提起了诉讼,指控 Google 违反了反垄断相关法律。

IV

随着时间的流逝,史瓦恩和亚当养成了查看网站留言板的习惯,许多用户都会在那儿执着地讨论 Google 的蹊跷之处。他们发现,许多对 Google 不满的公司都有一个共性。通常情况下,利益受到侵害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对 Google 的业务构成了威胁,似乎处境都很不乐观。

Skyhook Wireless 就是其中一例。这家公司发明了一种导航系统,与 Google 的定位软件争夺市场,并与三星和摩托罗拉两家手机制造商签订了重要协议。一名 Google 经理就曾在一份内部邮件里推测说,Skyhook “比我们更精确”。这封邮件后来是在 Skyhook 针对 Google 提起的诉讼中披露的。另据诉讼文件显示,这份备忘录写完后不久,Google 一名高级官员就向三星和摩托罗拉施压,要求它们终止与 Skyhook 的合作关系,还暗示如果两家公司不照做,Google 可以让它们的手机无法按时发货(但 Google 否认有过任何不当行为)。不久,三星和摩托罗拉就取消了与 Skyhook 的合同。Skyhook 对 Google 提起诉讼后,尽管其中一项被法院驳回,Google 最终还是支付了 9000 万美元,了结了另一项专利侵权诉讼。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Skyhook 的创始人失去了合作伙伴,不得不廉价转让了他们的公司。

Yelp 也是一个例子。它是一家消费点评网站,已经积累了数百万条用户对当地酒吧、汽车修理厂等店铺的评论。随着人们查询当地信息的次数占到了在线搜索总量的三分之一(比如他们会搜索“附近最好的牛排馆”),Yelp 的规模迅速扩张。多年来,Yelp 一直在海量 Google 搜索中名列前茅。2009 年,希望能利用这些流量的 Google 一度试图收购 Yelp,但遭到了 Yelp 创始人的拒绝。后来,Google 开始把 Yelp 上的内容纳入自己的搜索结果,这也就意味着许多用户不再需要访问 Yelp 网站本身。Yelp 先后向 Google 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投诉,但据呈交给联邦管理机构的文件显示,Google 表示 Yelp 唯一的选择是把所有内容都从 Google 上删除。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猫途鹰(TripAdvisor)和城市搜索(Citysearch)等快速崛起的点评类网站上,两者也都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过投诉。Yelp 的一名副总裁卢瑟·洛(Luther Lowe)表示:“我们还在继续运营,但 Google 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我们不会对他们产生威胁。这分明是以大欺小,但我们面对的是 800 磅的打手。”

亚当和史瓦恩越调查,发现的案例就越多。Getty Images 开发了一套热门的搜索引擎,能为用户梳理公司数据库内多达 1.7 亿张照片和其它视觉艺术作品。2013 年,Google 调整了图片的显示方式,让用户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就能轻松查看并下载来自 Getty 的高清图片,而不是将流量引到 Getty 的网站上。Getty 的法律顾问 Yoko Miyashita 表示:“网站流量一下就减少了 85%。我们给 Google 写信说,嗨,这样不太好吧。可他们回答说,‘好吧,要是你不同意这些条款,我们就不收录你们的网站了’。”Miyashita 解释说,Google 指的就是把 Getty 从搜索引擎里彻底删除。“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一旦你的网站在 Google 上搜索不到,你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TradeComet.com 是一家帮助用户查找商品的垂直搜索引擎,一开始依靠在 Google 上投放广告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 2009 年,时任网站首席执行官的丹·萨维奇(Dan Savage)在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时表示,随着网站生意蒸蒸日上,Google“一下子把价格提高了 100 倍,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掐断了我们的财路。” KinderStart.com 则是一家面向父母的垂直搜索引擎。这家网站的 Google“网页排名”(PageRank)得了零分,根本不可能被用户搜到,于是它也向 Google 提起了诉讼(TradeComet.com 的诉讼因为违反诉讼程序上的一个技术细则而遭到驳回;KinderStart.com 的诉讼则因为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

史瓦恩和亚当在笔记本上记满了一家家公司的名字,每家都对 Google 的伎俩表达了不满,包括专注于法律信息的垂直搜索网站 eJustice、同为比价网站的 NexTag,以及德国报纸联盟 BDZV。夫妇俩将它们的诉讼和投诉档案都打印出来,把起居室变成了一座堆满了文件的迷宫。

最终,拉夫夫妇联系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他们知道它就相当于欧盟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办公室,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邀请他们前往美国会面。事实证明,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悄悄收集针对 Google 的投诉。在 2012 年,委员会的官员写了一份长达 160 页的机密报告,称 Google“采取了降低排名或拒绝展示高度商业化网站链接的策略”。这份备忘录有一半是在《华尔街日报》依照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时,被人意外发送给多名记者的。备忘录还称,“Google 的行为已经对消费者和科技创新产生了实质伤害”。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写道:“Google 通过限制竞争的手段,增强了其在在线搜索和广告服务搜索市场的垄断地位,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永久性损害。”他们提供了多个例子,证明 Google 似乎有目的性地对某些次相关的信息、不合标准的搜索结果和次优级的链接给予特殊对待。监管人员写道:“当用户搜索航班时,Google 会优先展示旗下的订票网站而不是自然的搜索结果,不过 Google 旗下网站可供旅客选择的航班并不是最多的。” 10 年前,用户用 Google 搜索牛排餐厅,会得到一长串网站的信息,可是现在,最显眼的搜索结果是包括 Google 地图、Google 本地搜索或付费广告商在内的餐厅名录。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些职员建议委员会就 Google 盗用其他网站内容以及某些广告和合约行为,而非搜索偏见“向 Google 提起诉讼”。

Google 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报告中的指控作出了回应,称其对搜索引擎作出的修改是基于用户的利益。《纽约时报》就本文章联系 Google 时,它在一篇声明中表示:“我们通过反复测试发现,用户希望得到直截了当的检索结果。举例而言,当用户检索天气时,那么他很大概率是想了解未来的天气情况,而不仅仅是气象网站的链接。” Google 还在这篇声明中用在线购物举例,它写道:“当用户搜索某款产品时,他们极有可能是想了解这款产品的价格信息和购买渠道。如果将他们转到另一个网站,让他们重新输入检索信息,他们可能就不大情愿了。我们对搜索算法的修改绝对不是出于损害竞争对手利益的目的。” 而对于英国垂直搜索引擎公司 Foundem 等提出的与此相反的说法, Google 坚持表示它们都不是真的。 Google 在声明中继续写道:“我们每年会对算法进行数百次修改,每次都是怀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用户提供最好,最相关的搜索结果。而每次修改,无论大小,都会导致成百上千万个网站受到影响,其中有些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会上升,有些则会下降。”在声明的最后,Google 总结道:“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搜索结果,而不是保障特定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治委任官员将职员的建议纳入考量。出乎该机构内部大多数人的意料,他们最终决定不对 Google 提起诉讼。2013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时任主席乔恩·莱博威茨(Jon Leibowitz)宣布了这一处理结果,他说:“虽然 Google 的做法并不都是有益的,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Google 提起诉讼。”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内部人士透露,该机构做出此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法律是应该保护消费者还是鼓励竞争的思考,而这两者并不总是互为同义词。在过去 40 年间,对该问题的争辩已经引发了多项反垄断纠纷。反垄断法学者霍芬坎普说:“投诉标准石油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其他石油公司。”同样地,少有用户对 Google 提出控诉,主要是其他科技公司对它产生了不满。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法官的看法越来越倾向于,政府必须让消费者明白打赢了诉讼会带来哪些危害。

虽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正式裁决结果还没有下来,不过亚当和史瓦恩已经意识到他们将面临求告无门的结局。在华盛顿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会面时,他们就有预感:这些人不会起诉 Google。他们此次自负费用来到美国,在一份又一份起诉书中控诉 Google 用不公正的方式对待他们的网站,以及伤害广大用户的行为,并按照要求提交了所有材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行拆分为几十家公司前,标准石油控制了精炼石油市场 64% 的份额。现在 Google 和 Facebook 大约控制着美国数字广告市场60% 到 70% 的份额。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似乎乐于看到这种情况继续维持下去。在拉夫夫妇看来,历史好像在重演,仿佛毫无意义、徒劳无功的微软垄断案在重新来过。而除了他们,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的走向。

V

如果你的年龄低于 29 岁——根据美国薪酬统计网站 PayScale 的调查,Google 员工的平均年龄恰好为 29 岁——那么你很有可能对 1990 年代发生的微软垄断案没有什么印象。那么这里简单交代一下背景:从 1993 年开始,美国联邦和州检察官在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在美国各地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指其以掠夺和欺诈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以达到持续垄断软件市场的目的。根据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引述,一名微软高管曾扬言“切断”竞争对手的“空气供给”。《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发文问道:“莫非比尔·盖茨就是 1990 年代的唐·柯里昂(Don Corleone,电影《教父》中的黑手党首领——译注)”。一名证人对调查人员说:“估计我的床上会出现一台血淋淋的电脑显示器。”

微软被指通行恃强凌弱的策略、胁迫竞争对手并且采取了很多令人讨厌的行径。而微软对此的回应可以概括为:无所谓。1994 年,比尔·盖茨签署与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之后他对记者表示;“我们公司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营业执照方面的工作,他会看这份协议的。”言外之意,公司的其他人对这份协议丝毫没有任何兴趣。

虽然在 2000 年,一名法官判决微软违反反垄断法,但公众普遍认为,这场胜利总的来说得不偿失。微软后来成功提起上诉,而检察官最终认输投降,答应只要微软作出象征性改革,他们就停止对微软的攻击,与其达成和解。而他们提出的改革要求包括微软提高旗下产品与竞争对手所开发软件的兼容性以及允许 3 名独立观察员不受限地查看微软的公司档案、接触微软员工并获取该公司产品的源代码。微软高管权衡之后认为,虽然要对 3 名观察员做出让步,不过考虑到可以就此保全 4.8 万名员工,这么做还是很合适的。

听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准备放弃对 Google 的调查后,拉夫夫妇不禁回想起微软垄断案的这段历史。不过后来他们又记起与律师加里·里巴克(Gary Reback)的会谈,里巴克曾说,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微软垄断案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里巴克可以说是硅谷的传奇人物,这不光要归功于他作为能言善辩的反垄断律师所取得的辉煌战绩,还要拜他恨不能一日千里——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有点偏执——的世界观所赐。他深夜给其他律师打电话,不厌其烦地在语音邮箱里细细讲述法律论证依据和经济理论的事迹广为人知。1997 年,《连线》杂志请他作封面人物,并悍然在标题配上以下几个大字:这位律师是比尔·盖茨的头号梦魇。其实如此称呼他倒并非言过其实,里巴克是微软竞争对手网景(Netscape)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代理律师,正是他一路威逼司法部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

而当拉夫夫妇开始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投诉 Google 的霸权行径时,里巴克已经将他对微软的厌恶之情转移到了 Google 身上,拉夫夫妇与监管人员的多次会面都有他的作陪。美国有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法律理论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名为新布兰代斯运动(New Brandeis Movement),这些人(被批评家称为“反垄断嬉皮士”)认为当今大型科技公司构成的威胁堪比一百年前的标准石油。虽然身为这个运动的一员,但里巴克对新布兰代斯这个名称深恶痛绝。他表示:“所有在线支付资金最终将仅流向少数几个公司,他们现在无需炸药和私家侦探就能给竞争对手狠狠一击。只要有算法和数据就够了。”

里巴克告诉亚当和史瓦恩,不管经历怎样的挫折,他们都应该将斗争坚持下去,并举了微软垄断案为例。里巴克说,那些说 1990 年代对微软提起的诉讼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的人,那些认为是 Google 这样的大公司而不是政府律师打败了微软的人,根本是满口胡言。他表示,事实正好相反:对微软发起的反垄断围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当初法院裁定微软实施垄断,才有了今天的 Google。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的这种说法获得了一些曾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在微软任职的人士的认同。据知情者透露,当初微软遭到联邦检察官日以继夜的抨击,虽然表面上微软对这些鞭笞之声不予理睬,不过实际上公司内部的态度则是另一回事。被政府正式起诉后,微软的公司高层变得心急如焚,整天战战兢兢,出于对再次成为各方围攻对象的恐惧,他们最终削弱了自己的垄断地位。根据多位微软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说法,真正起到作用的并非和解协议或法院的判决。吉恩·博勒斯(Gene Burrus)曾在微软担任法律顾问,他说:“日以继夜的审查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微软不胜其扰。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再也不想测试监管者的底线了。”

虽然比尔·盖茨在公开场合总是宣称他们是胜利的一方,不过在微软内部,公司高层却急忙下达指令,要求以后公司召开的每场会议都必须有律师或合规人员参加——而以前,这些人常常受到忽视。软件开发工程师们开始时不时就往法律顾问的办公室跑,向他们描述正在开发的软件的最新功能,然后急不可耐地小声问一句,他们提到的这些功能是否会引来法院的传票。一位微软高管更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加了一把椅子,以方便合规人员同他一道对产品进行审查:当程序员阐述完自己的创意后,这位高管就会朝身旁的合规人员望去,此人会向上或向下伸出大拇指,那模样就像是任性的罗马皇帝。

2000 年初,微软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告知某些部门,他们的开发计划会被预先分享给竞争对手,即微软会在启动软件开发项目之前告知竞争对手他们的开发意图。此举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开发行为引起某些人的不满,以至于再为公司招惹官司。微软的软件工程师听闻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不过都无可奈何,最后还是接受了这种做法。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微软处在政府的严密审查之下,他们不得不放弃公司内部仍处在初期阶段的一项讨论,那就是打压冉冉升起的新兴竞争对手—— Google。据微软内部人士透露,微软原本有个不太正式的计划,就是他们打算重新编辑旗下的网页浏览器,即被广泛使用的 Internet Explorer 的程序,这样每当人们在搜索栏中输入“Google”,网页就会被转到 MSN 搜索或者会弹出一个警示框,上面写着:“你知道 Google 正在用你不能控制的方式使用你的数据吗?”

考虑到当时微软势力如此强大,而 Google 又刚创立不久,所以这两家公司的知情人士都认为,如果微软实行了原本的计划,那么 Google 这家新兴的搜索引擎公司就难逃被扼杀的命运。博勒斯说:“不过合规的文化氛围在微软内部逐渐兴起,而我们也不想再惹任何麻烦,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么说来,Google 靠一己之力击败微软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政府对微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为 Google 最终打破微软的垄断提供了一臂之力。

里巴克告诉我说:“如果微软当初没有被起诉,那么今天科技行业的面貌就会大有不同。”自从标准石油一案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科技的进步让垄断企业的产生变得更为容易。不过少有人意识到,要确保其他所有人都能从新兴技术中受益,就不能忽视反垄断在此间发挥的巨大作用。1969 年,美国司法部就 IBM 违反反垄断法向该公司提起诉讼。虽然这场延续 13 年的法律纠纷最终以政府认输告终,不过在这场拉锯战的早期,IBM 为了安抚检方,废除了硬件和软件捆绑销售的做法。这个转变最终催生了软件行业的建立。突然之间,新兴的初创公司无需建造机器,只要编写计算程序就能站稳脚跟。之后又过了几年,微软诞生,并很快超越了 IBM。

还有 AT&T 的例子,1974 年美国政府对该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历经 8 年的庭上斗争后,AT&T 悄悄与美国当局达成和解,同意剥离除最值钱资产以外的其他若干业务。当时批评者都说 AT&T 签署的是一生难得一遇的有利协议。不过后来 Sprint 和 MCI 等初创公司借助 AT&T 率先研发的技术赚取了成百上千万利润,而 AT&T 则步履维艰,难以抵挡新兴公司发起的竞争。里巴克表示,说反垄断不重要是大错特错,“互联网的出现得益于美国法院强制拆分了 AT&T。软件行业的诞生则得益于林登·约翰逊(美国前总统——译注)对 IBM 发起了反垄断诉讼。”

里巴克告诉拉夫夫妇,把战斗坚持下去非常重要。虽然此次向法院或政治机构求助无功而返,不过社会压力和持久抨击形成的巨大威力能帮助他们反败为胜。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那里碰壁之后,拉夫夫妇返回英国考虑下一步的抉择。一天晚上,正当他们在家看电视时,电话突然响了,是他们在布鲁塞尔见过的一个人打来的,此人告诉了他们一个重大消息:欧盟委员会刚刚就他们六年前的诉讼作出了决定。

VI

局势的全然改变要拜丹麦政治家、刚履新不久的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所赐。说起来,由韦斯塔格出任欧盟反垄断专员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任命。她既不是走民粹主义路线的改革派也不是传统亲工商业派的附庸;正相反,她是一名温和派的政治家,她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甚至有丹麦编剧以她的成名之路为灵感创作了电视剧《权力的堡垒》(Borgen)。2014 年,韦斯塔格喊出了欧盟委员会应改善欧洲市场环境,让所有人都获得同等的成功机会的口号,成功当选欧盟反垄断专员。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韦斯塔格自上任后逐渐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反垄断官员,受邀到各大会议发表演讲,所到之处都可见到大批索要签名的拥趸。

早在韦斯塔格上任之前,Google 的购物比价服务就已经过渡到了当前的形式,这项功能其实就是提供广告位,将付费广告商的产品链接会放在此处进行突出展示。(用户可看到用小字标注的“赞助商”字样。)看过拉夫夫妇等人提交的投诉意见书后,韦斯塔格宣布,她打算正式以违法反垄断法为由起诉 Google。(她还对星巴克、亚马逊和苹果在欧洲的避税问题以及高通、Facebook 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反竞争行为发起了调查。)

在过去 2 年间,韦斯塔格领导的下属分析了 17 亿个 Google 搜索指令,旨在审查用户在检索 Google 具有既得利益的问题和无利可图的问题时,分别得到的检索结果。去年 6 月,欧盟委员会作出最终判决。韦斯塔格发表声明称:“根据欧盟的反垄断规定,Google 的做法是非法的。 Google 的做法使其他公司无法获得竞争优势以及创新,最重要的是,它妨害了消费者作出真实的选择,以及从创新中充分受益。”欧盟委员会勒令 Google 停止给予其旗下的比价服务非法优势,并对其处以 27 亿美元的天价罚款,这是欧盟委员会在同类处罚案件中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也是美国此类最高罚款的 2 倍多。

欧盟委员会的判决使硅谷为之震动。有些人认为考虑到欧盟的坚定态度,美国未来采取同样措施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而且这样的趋势已经悄然冒出了苗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向科技垄断企业猛烈开炮,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其获得了选民的支持,而这也使其与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组成了古怪的联盟,后两位长期以来都奋力呼吁政府加强对科技公司的审查力度。去年,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Amy Klobuchar)为首的多位国会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项立法倡议。他们主张将证明公司合并不会伤害公众利益列为公司必须承担的责任,希望以此加大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的州总检察官也一致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重启对 Google 的调查。事实上,多数大型反垄断案件最初都是从州政府提起诉讼开始的,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对微软和标准石油公司发起的诉讼在。而美国各州政府也对 Google 发起了调查,这其中尤以密苏里检方的声势最为浩大。该州的共和党总检察官、参议员候选人乔西·霍利(Josh Hawley)给 Google 发去了一份传票文件,要求其向检察院移交相关信息以确认公司是否存在操纵搜索结果以打压潜在竞争对手的行为。2017 年 11 月,霍利公开了针对 Google 的调查行动,他向记者表示:“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对 Google 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没有推进此案件,基本上就是给了 Google 一张免费的通行证。我绝不允许密苏里州的消费者和工商业者遭到巨无霸企业的剥削。”

随着各方对 Google 的抨击愈演愈烈,Google 不得不设法限制损失的范围。Yelp 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控诉 Google 盗取其网站内容后,Google 承诺会提高网站自动过滤重复内容的可操作性,而就在几个月前,它再次重申了这个承诺。本月初,Google 与 Getty Images 签署授权协议,Google 承诺未来将突出图片的版权信息,而 Getty 则答应撤销在欧盟委员会针对 Google 提出的投诉。如 Facebook 等大型科技公司同样也试图赶在批评的声音到来之前作出整改,纷纷主动承诺将提高透明度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合作。

这其中的含义已经足够清晰:Google 等科技巨头深知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它们意识到自己往日的荣光已然褪去,因为竞争就发生在弹指间,当初它们催生的“美国经济史特例”理论——即互联网经济具有自我纠正的特殊性——已经不再似往日那般有分量。韦斯塔格告诉我说:“一旦一家公司变得像 Google 这么大,那它的威力就会变得非常强大,整个市场都会围着它转。”至于我们已经不需要反垄断法了,我们必须在帮助消费者和刺激竞争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观点在沿袭百年的法律规定面前,都不再构成充分的豁免理由。韦斯塔格的判决和各州开展的调查行动显示,诸如 Google 这样的公司与老牌垄断企业可能存在远超人们想象的诸多相似之处。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应该感到害怕。

威廉·科瓦契奇(William Kovacic)曾受共和党指派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现为一名法学教授。他说:“如果欧盟可以起诉 Google,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做。现在这只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VII

要说互联网巨头企业应当是受到了很大惊吓,可是表面上它们又伪装得很好。 Google 对欧盟委员会的判决提起上诉,并在互联网上积极为自己辩护。而它的理论还是它在被调查的过程中在自己公司博客上贴出的那一套。Google 的首席法律顾问在一篇博客中写道:“Google 购物的搜索结果日臻完善,而欧盟认为这妨害了竞争,对此我们坚决不同意。而且欧盟委员会对在线购物服务的定义非常狭隘,连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都被排除在外”,驳斥对方关于 Google 主导在线购物搜索领域的观点。他还在另一篇博客中写道:“Google 在过去 10 年间,向聚合网站免费输送了 200 多亿点击量,强迫 Google 将用户转向比价聚合网站只会让那些对消费者意义不大的网站得益。”Google 用数据证明,其近年来的转变受到了用户的认可。Google 表示:“这并不是在‘偏袒’公司的利益,而是要确保向用户和广告商提供最有用的信息。”

一些法学理论家认为 Google 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反垄断法学者霍芬坎普说:“对消费者,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说, Google 究竟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损害?如果答案是‘并不大’的话,那么我就要质疑提起反垄断诉讼是否有其必要性了。”还有人说这其中承载着过高的风险。无党派研究机构国际法律与经济学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w & Economics)执行主席杰弗里·曼尼(Geoffrey Manne)说:“起诉像 Google 这样的大公司往往会造成非常真实的后果,因为你可能会让一家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重要服务的公司蒙受损失,而让它的竞争者从中得利,而这个竞争对手可能并不配获得这样的帮助。”

以上都属于合理的争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没有点到正题。和反垄断相关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代价、效益或公平这些问题,它也不是我们是不是喜欢垄断企业的问题。标准石油在一个世纪之前,以及微软在 1990 年代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如今的 Google。

确切地说,进步才是反垄断的题中之意。反垄断诉讼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个因素。从根本上说,反垄断法追求的并不是司法正义,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成功仿佛是一件应该受到谴责的事情;正相反,反垄断法是一种社会工具,可以用来帮助初创公司利用垄断企业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而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垄断企业击垮。如果那些初创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实现自己的技术突破,最终演变成新的垄断企业,那么这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如果 20 年前微软将 Google 打压殆尽,估计也不会被任何人注意到。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正开心地用着 Bing,全然不知曾经有一种更好的替代搜索引擎工具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我们是幸运的,一场不切实际的反垄断诉讼阻止了那种情况的发生,反垄断律师们无意间成了 Google 发展壮大的护航手。

换言之,如果你是一名科技爱好者——如果你总是购买最新的科技产品,并且永远坚信科学进步具有的强大力量——那么或许你应该为这些反垄断诉讼欢呼喝彩。因为要想维护市场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再没有比反垄断的法律制度更好的办法了,在这个制度下,不管一家公司多受人们的喜爱,一旦它大到足以遮蔽太阳的光辉,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干预。

不过对拉夫夫妇来说,这个结果来得太晚了。当韦斯塔格在去年宣布对 Google 的裁决结果和破纪录的天价罚金时,距离亚当和史瓦恩最初创建 Foundem.com 已经过去了 12 年。在此期间,他们的人生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被全部投入到与 Google 的法律纠纷中去了。他们花费成千上万个小时与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取得联系;在英国法院对 Google 提起了一项民事诉讼,这个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他们基本上关停了 Foundem 网站,以腾出更多时间向其他与 Google 陷入法律纠纷的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咨询建议。Google 的一些竞争对手会为他们的部分咨询公司提供酬劳,这也让拉夫夫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如果拉夫夫妇能够赢得对 Google 的诉讼,那么他们将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不过,这种商业模式和我们预想的很不一样,”亚当对我说,“这也让人特别有挫败感,因为我们成为技术工作者是为了开发新的技术。我们从来没想过当职业原告或反垄断斗士。”

对拉夫夫妇来说,过去 10 年来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这段人生旅程。即便是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其实也不太理解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史瓦恩谈到韦斯塔格的裁决结果时说:“这个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诉求是对的,这真的是太好了。不过时间并不会因此倒流,我们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即便我们在布鲁塞尔赢了,或者我们打赢了民事诉讼,我们也还是输家。我们还是被 Google 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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