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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台湾“宪政民主”之谜
送交者: JollyRoger[♂★★★网络贵族★★★♂] 于 2018-02-13 0:33 已读 373 次  

台湾的宪政民主形成于20世纪末期。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与“台独”的发展过程有紧密关联。“台独”包含了“民主自治”与“政治独立”双重含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五次立宪运动”都归之于失败,这包括康梁的“戊戌变法”、清末的“预备立宪” 、宋教仁的“第一次民国立宪”、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君励的“第二次民国立宪”。那么,当代台湾的宪政民主为什么取得了成功?台湾的宪政民主的成功对“台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大陆宪政民主的悲观气氛又意味什么?

1. 台湾宪政民主史概述

早在1935年,台湾就举行了第一次“县市议员选举”。1946年则出现第一次“县议员普选”,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1948 年出现第一次“立委普选”。1950年有第一次“市县长和地方参议员普选”,95%以上的民众参加了投票,一些无党派台湾人也得以当选。1952年换届改选,蒋介石进行全面控制。1960年,“雷震案”爆发,“中国民主党”和《自由中国》杂志被正式查封。《文星》杂志也在1965年被迫停刊。这期间,蒋介石和蒋经国对台湾“本土党”的威胁十分敏感。

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8年蒋经国继任。同年,蒋经国压制了吕秀莲、黄信介,林义雄,施明德等发起的民主运动,这次党外运动领导人之一余登发也于1979年1月以“叛乱罪”被捕。1979年12月10日,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黃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呂秀莲、林弘宣等八人被叛乱罪起诉,陈水扁、谢长廷、苏祯昌等人成为被捕人士辩护律师团的成员。蒋经国一面镇压,一面宣称要“民主宪政”,也坚持不动用军队开枪。1980年,施明德在美丽岛事件法庭辩论上公开提出“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彭明敏、谢聪敏和魏廷朝于1964年共同起草著名过“台湾自救运动宣言”,1989年郑南榕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李登辉被认为与“台独教父”彭明敏“貌离神合”)。1983年,美国加州报刊连载台湾旅美作家江南写的《蒋经国传》,揭露蒋家政权及国民党内幕,招致不满,想讨好蒋经国的人开始密谋。1984年10月15日,江南(刘宜良)在旧金山住宅遇刺身亡,蒋经国次子蒋孝武因涉案嫌疑(手下讨好他)被迫淡出政坛。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成立,并在立法院争得12个席位。经过1987年“解严解禁”之后(1949-1987世界最长久戒严令,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国民党党内一批革新派精英于1989年8月正式宣布组建“新党”,1990年三月学潮“野百合运动”促成政府废除了“动员战乱临时条款”,1991年“万年国会”告终,1992年台湾议会开始全面普选。

1994年,台湾首次举行省长、直辖市长(台北市和高雄市)以及省市议员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和吴敦义分别当选台湾省长及高雄市长,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则在台北获胜。1996年第一次“总统普选”国民党李登辉-连战击败民进党彭明敏-谢长廷、无党籍候选人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王清峰。后经过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2000-2008)和国民党马英九-萧万长/吴敦义(2009-2016)的两次轮替,台湾的宪政民主全面确立。

2. 台湾的宪政民主如何可能?

台湾民主属于“后发民主”,英国的“先发民主”是“教会、国王、贵族”政治博弈的结果。中国不存在“教会、国王、贵族”的政治均衡结构,所以历史上不存在“先发民主”的可能。“先发民主”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精英民主”,而“后发民主”更多地倾向于“大众民主”。“先发民主”经历了“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扩展过程,是在尝试“主权在民”能否行得通,而在“后发民主”中,“主权在民”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诉求和动因。所以,“后发民主”的原因必然与“先发民主”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后发民主”的“民主确立”却并不意味着“民主巩固”的必然到来。

台湾民主的确立和巩固,主要取决于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制度变迁”和台湾的“政治附属地位”。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首先意味着它政治势力的衰败(外省人占台湾人口12%左右),但是,国民党政治垄断的结束,主要源自于“蒋介石-蒋经国-蒋孝武”的统治继承的断裂。“江南命案”使蒋经国和蒋孝武名声扫地,从1969年就开始被安插在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蒋孝武成为接班人的梦想也最后破灭了。

为什么一个“江南命案”就竟然能终结“蒋家王朝”的命数?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国民党政治势力的衰败和台湾民主(独立)运动的兴起来分析,这两个趋势的压力,本来在客观上要求蒋经国和蒋孝武必须强硬、有魄力、万无一失,但蒋经国和蒋孝武、特别是蒋孝武却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担当(蒋经国:“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蒋经国1910-1988的三子都短命,较大两个儿子跟蒋经国一样都有糖尿病:蒋孝文1935-1989,蒋孝武1945-1991,蒋孝勇1948-1996,另外仍在世的是私生子蒋孝刚、蒋孝严、蒋孝慈)。当然,也似乎可以认为蒋经国跟蒋介石一样存在“太软弱”和“恻隐心重”的“基因问题”。所以,从内因上看,“蒋家王朝”的政治垄断碰到的是“家族统治”必然面对的“基因悲剧”,即终身专权、家族继承及家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与国家治理、暴力竞争的德能高要求之间,出现统治能力无法应对统治成本而酿成的政治遗传悲剧。

一旦政权不再是“家产”,蒋经国自然不再反对“依宪法选举产生”,这就是所谓“无恒产必无恒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民主首先起源于“蒋家王朝”的“基因悲剧”,其次才是因为民主运动的压力。作为曾经连毛人凤都敬畏三分的“保密局老大”,蒋经国的退让并不是什么突然间的“良心发现”。如果蒋经国真的“良心发现”,他就不会在“江南命案”之前频频压制,之后又无奈放手。但是,政治垄断的结束并不自动意味着宪政民主的开始(如埃及),内乱、新独裁、民主运行失控都是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蒋经国之后台湾没出现内乱和新独裁,而且民主的运行也算比较顺利?

民主的产生依赖于政治垄断的衰落和政治均衡的出现。国民党政治垄断的衰落,体现在兵败大陆、蒋家的“基因悲剧”、国民党内部强人的缺乏、国民党“台湾本土化”。孙运璇、俞国华、李焕、郝柏村等国民党核心人物都存在年迈体弱的问题,新生代又有青黄不接的问题。国民党“台湾本土化”早在任命谢东闵为“副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李登辉曾以台湾农业发展的“博士论文”和策略性的“反台独”言论引起蒋经国注意,所以,他一路从1972年的“政务委员”、1978年的台北市长、1981年的“台湾省主席”,走到了1984年的“副总统”。

国民党的“台湾本土化”是它政治垄断衰落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台湾政治均衡出现的一个原因,民进党的兴起是国民党党外“台湾本土化”的另一个进程,也是导致台湾政治均衡出现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均衡也曾多次出现,但结果总是内战和内乱,典型的如“三国鼎立”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 “党内本土化”和“党外本土化”导致了台湾政治均衡的出现,但是,台湾的政治均衡没有走向内乱却主要不是因为地方小,而主要是因为台湾的“政治附属地位”,是大陆对台湾的“统一压力”和美国队台湾的“政治压力”,使台湾的政治均衡除了民主之外别无选择,所以说,台湾民主是“内部制度变迁”和“政治附属地位”造成的“夹缝中的民主”(“夹缝民主论”)。更进一步说,台湾是大陆的亚文化,大陆文化中的“单一权威信仰”并不纯粹;台湾的政治依附于大陆的政治压力,台湾在内部多元的同时伴随着的是一种“单一权威的外部化”,是“内部均衡与外部失衡”的结果。

3. 台湾民主化的相关论辩

台湾民主消除了“在一个普遍缺乏西方宗教信仰的社会中实施选举民主可能性”的疑问。信仰只是影响民主化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力量,民主却是政治的、制度的,所以,并不是说“普遍缺乏西方宗教信仰的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民主不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民主也不是一个知识素质问题,民主是一个政治利益问题。通过确立宗教信仰去推进民主是一种“民主信仰论”,通过争取民主的实践去获得民主素质则是一种“民主素质论”。民主要能实现,还操心什么“在水里学游泳”的民主素质问题?宗教信仰、知识素质只有在影响政治行动和政治力量时才是问题。

本文提出的“夹缝民主论”用国民党的“内部制度变迁”和台湾的“政治附属地位”逻辑统一地解释了台湾民主的原因,这个观点强调的是“统治能力”和“制度供给”,认为“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是次一级的常态力量,避免了通过罗列各种因素来解释问题的困境。

一种常见的“因素罗列”观点认为,台湾能和平完成宪政民主转型,原因包括: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台湾政治体制中一直具有宪政要素;自下而上的抗争汇成不可逆转之势;蒋经国从逆势独夫到顺势伟人;等等(见《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

其实,国民党兵败大陆之后,台湾以“自由复兴基地”自居,但“民主反共”一直是“有名无实”、“真戏假做”。所以,“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并不是民主化的真正原因,这个观点无法解释“江南命案”之后的转折。“台湾政治体制中一直具有宪政要素”更是错误观点,“说的不是做的”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社会空间、市场经济、地方自治也都可以是摆设。“自下而上的抗争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则只是“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是次一级的常态力量。“蒋经国从逆势独夫到顺势伟人”模糊了蒋经国发生转变的“产权原因”,江南说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但“独裁者”的良心都要到“后继是否有人”定下来之后才能事后看到。

4. 台湾民主与“台独”的前景

民主的台湾是更加倾向于“台独”,还是更加倾向于反对“台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分成6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台独”包含了“民主自治”与“政治独立”双重含义。台独包含了台湾人对蒋家“这个大陆一党政权”的反抗,并以民主自治体现出来。台湾实现民主自治之后,“大陆一党政权”的政治垄断不复存在,原来台独的动力也随着民主自治的实现也下降。但如果台湾闹独立(国民党内部放弃“反攻大陆”),大陆反而有借口进行武力统一,这反过来降低了台独的动力。

第二个层次是,如果台湾政治依然是独裁,那么,独裁者反倒有可能利用“台独”、利用与大陆对立的紧张来压制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台独”也只是“被利用”而不是“被实现”。

第三个层次涉及大陆与台湾的力量对比,这个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决定了“台独”实际上没有任何前景。不仅如此,分裂的企图只会加剧统一的情绪反弹。

第四个层次涉及大陆的政治改革,有人认为如果大陆出现“权威之乱”或“民主之乱”,台湾就有可能趁机独立,但是,这个寄希望“中国模式”崩溃的观点也不成立,因为“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限任一党制”,“限任一党制”克服了“重视君主制”和“终身一党制”所必然出现的“基因悲剧”,是一种对“西方民主制”构成全新制度挑战的国家政治模式。

第五个层次涉及台湾政治的逻辑。在民主的情况下,“台独”势力会被民主的选票逻辑压倒,选民独立的意愿被大陆统一的威胁和民生的逻辑压倒,两岸经贸关系、民间来往的利益压倒了“台独”的空头支票。

从以上五个层次看,“台独”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现实未必是合理的,但现实必定是有道理的。总结起来说:台湾民主是“夹缝中的民主”,对大陆有借鉴意义却没借鉴作用,“台独”反而因台湾民主而没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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