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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村的五年,我有点怀念
送交者: 狂心中[♂★★★★★如狂★★★★★♂] 于 2018-01-06 18:24 已读 374 次  

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有个村子叫皮村,皮球的皮、皮鞋的皮,村子的村、农村的村。

皮村隶属于朝阳区金盏乡,本村居民约2000人,而居住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却超过2万人。这里的街道本来挺宽,可村民们都盼望着拆迁能多要点补偿款,于是,街道两边的住户,你往街道上扩建一点,我往街道扩建一点,本来能走卡车的路,慢慢窄得只能走得下自行车。

皮村本地人靠收租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地主,没事就出来溜溜狗。村里的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常常出门就看到,又一栋房子被挖掘机推倒了,过几天再路过,新房子原地又站了起来,个头比原来的更高,这样可以多出租房间,多收租金。

建筑垃圾遍地,但是GDP也起来了。

在皮村,做生意的都是外地人,房租每年节节高升,门市房月租要几千元,生意稍差点就等于是给房东打工了,所以店铺经常改头换面,前一段时候是西域美食,过一个月又变成蒸香鸭。街上生意最好的前三名永远是手机店、理发店和小吃店,没走几步就是这些。

每到早上五点多,皮村公交站就黑压压的全是人,都是在市里上班在皮村住的,因为市里房租太贵,和别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三千多,加上水电网费、电话费、吃饭等等,工资还不够开支,所以,大家宁愿来回在路上耗一两个小时坐公交倒地铁。

来一辆639或者306,还不等售票员喊“草房地铁站”,人就已经塞满了一车。来一辆满一辆,一直持续到九点多。到了晚上,再成群结队地回来。

我在皮村住了五年,从2012年的春天,到2017年的秋天。

1

2012年,我到了北京。之前好几年,一直辗转在广州的鞋厂和苏州的电子厂。

那年春节刚过,我听说发小一家在北京搞拆迁,盖出租房混成了大老板,按邻居们的说法,就是“扎下根了”。于是,我兴冲冲地来北京投奔了发小。

在发小家住下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发家致富”,做生意吧没资本,进厂打工吧又不是我想要的,正当我犹豫不决、不知是走是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工友之家”的招聘广告,看介绍说,“工友之家”是一家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我心里立刻有了好感。打工这么多年,从南到北,从没遇到一个像这样的组织。

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有个村子叫皮村,皮球的皮、皮鞋的皮,村子的村、农村的村。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有个村子叫皮村,皮球的皮、皮鞋的皮,村子的村、农村的村。(摄影师 皇甫天行)

就这样,我来了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

“工友之家”就在皮村北,标志是一个劳动者在敲一面锣,意思是底层劳动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

面试的时候,负责人向我介绍了“工友之家”正在进行的项目:有为工人写歌的艺术团,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还会接收城市闲置富余物品、再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工友的“同心互惠商店”,以打工为主题的博物馆,以及开办各种学习小组的社区工会和免费学习技能的“工人大学”,负责人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我热血沸腾,感觉自己就是找到组织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给钱我也愿意干。

面试完,负责人交给我一叠“工友之家”的资料,让我有时间看看。当天晚上,我一直看到凌晨一点,就像是自己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门,我被里面很多故事感动、鼓舞着。

里面有个故事,说艺术团孙恒大哥去工地演出时第一次见到彪哥,彪哥伸出手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空空的一双手,我要靠这双手养活一家老小。孙大哥便以这句话创作了一首《彪哥》。后来,孙大哥再去工地演出,在台上演唱这首《彪哥》时,台下的彪哥哭了。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我就来到皮村,成了“工友之家”的一份子。

上班没多久,艺术团就从南方巡演回来了,大家在“饺子馆”为他们接风洗尘,“同心互惠”的负责人王德志大哥邀请我去,我觉得自己一个刚来的,有什么资格参加呢?所以极力推辞,说自己刚吃过饭了,真不去了。他说一起去吧,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们这儿没有阶级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

在大门口,我第一次见到“工友之家”的总干事孙恒大哥,想象中我以为他是一位五六十岁的文化人,没想到那么年轻,才三十多岁,中等个,很干练,笑起来就像邻家大哥哥一样,“工友之家”就是他带领大家一起创办的。

我忐忑不安地入席,才发现大家相互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像工厂和公司,吃饭时领导和领导一桌,员工和员工坐一起,很生硬,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饭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还一起抱着吉他唱起歌来,唱完《乌兰巴托的夜》接着唱《蓝莲花》,吉他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引得邻桌吃饭的客人都看着我们。一曲终了,整个大厅的服务员和客人都在鼓掌。

2017年打工之家春晚(作者供图)2017年打工之家春晚(作者供图)

晚上回家,我打电话告诉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妈妈问我是干什么,我知道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她还是不知道公益机构是干啥的,干脆说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妈妈听了也很高兴。

2

那时候,我在“同心互惠”工作就是接听热线,然后安排车辆上门取大家捐赠的爱心衣物。

我也才了解了,北京是一个多么有人情味的城市。我很佩服北京人的大方,九成新的三开门大冰箱、八成新的滚筒洗衣机、貂皮大衣、名牌包包都有人捐。冰箱里甚至还有海鲜、培根、包子、饺子,都一起捐了过来。收到那个三开门大冰箱那天,冰箱运回来就放在院里,我绕着大冰箱转了三圈,王德志就和我开玩笑:“你要是嫁人,我们把冰箱送给你当嫁妆!”我也顺着开:“好啊,说话算话!”

有一次,还有爱心人士捐来一套真皮沙发,真好啊。很多捐赠者是要搬家,很多东西不要了,打电话让我们去拉,家具、家电、书籍、床上用品、厨房用品应有尽有,带不走的都捐给我们,我就问同事,“北京人怎么老搬家呢?”

同事就说:“大概都有好几套房产,在市里,一套房子值几百万啊!”说完,我们两个满脸都是羡慕。

夏天天气热,到捐赠者家取衣物时,捐赠者看到我们汗湿的衣服,总会塞给我们两瓶水,还有要留我们吃饭的。当然,我们是不会吃的,一身臭汗怎么也不能在人家家里多打扰,赶紧取了衣服就走。然后大家就不住地感叹,北京人的素质真得很高,公益意识很强。

有一次,我们在西城区一个小区接收爱心衣物,地址是3号楼,我们开车从小区西门进,门卫大爷操着京腔问我:“姑娘,去哪儿?”我说3号楼,然后就径直往前开,导航提示3号楼就在50米内,但我们绕老绕去就是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捐赠者,她告诉我们西门右手边从角门进去就是3号楼,我这才知道角门是什么意思。

我们又把车开回西门,门卫大爷看到我,又问:“姑娘,怎么又回来了?出去的话从东门出。”我说:“我找3号楼。”大爷朝对面一努嘴:“这不就是吗?”我说:“是啊,可我刚刚才知道,你先没跟我说啊?”大爷:“我以为你知道呢?你也没有问啊?”司机师傅就在一旁笑个不停:“你们俩一唱一和,讲相声啊?”

司机师傅姓孙,来工友之家10年了,之前在老家中学做音乐老师,幽默风趣,自己会作词作曲,是我眼里的才子,我和他一起,开着那辆金杯,还真是跑了不少地方。除了个人捐赠,还有高校、单位、公司和社区举行捐赠活动,也会找到我们。

2015年5月,我和司机师傅去了北京大学。早晨8点,我们吃完早饭,拿了两瓶水就出发了。一开始畅通无阻,等到了机场二高速,一下就堵起来了,四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还是不行,走走停停,看看时间已经10点多了,第一家还没有去。

终于走通,离第一家还有20分钟。这是一个医学院捐赠物品。司机师傅给联系人打电话,告知我们快到了,对方让我们从西门进去一直往南走。等我们到了一看,大大小小加起来十来包衣服,两位中年女老师正在帮忙装袋子,高个子老师说,这是我们几个老师一起捐的。一共三个大编织袋,师傅一手一个,我拉一个,从四楼拖下来。

在车上,我说司机师傅,“刚才你给人家打电话叫人家同学,人家可是是老师啊。”司机师傅笑着说,“在电话里听着声音甜美,就以为是学生呢。”

11点半,我们终于到了北大,联系人打电话来让我们进门后往前走,看到第一个路口有很多人,那就是活动现场。

我们刚刚把场地布置好,就有同学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捐衣服。还有几个社团的同学一直在现场帮忙,他们还准备了小礼品——6盆多肉植物和几十张精美的明信片。中午12点一过,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大包小包地往这里提,我便忙着开捐赠证明。

一对情侣路过,旁边的小姑娘喊:“白富美学姐,有衣服捐吗?”那女生波浪卷、瓜子脸、柳叶眉,一双大眼睛,唇红齿白,穿一件深蓝色连体短裙,腰细腿长,真是个大美女。她甜甜一笑说,“一会儿来捐”。她走后,另一个女生问,大几的?小姑娘说大二的。“大二的,又是大二的!”问话的女生就啧啧着。

过了下午1点,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捐赠告一段落,我就在校园里随便走走,看到到处都挂着横幅:立志报国终不悔,火热军营献青春;沙场点兵鸿鹄志,精忠报国美名扬等等。常有好看的男生女生笑着从身边走过。

看看时间,快到点了,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装车。这时又来几个姑娘,问我们几点走,我们说一会儿收拾好就走,她们就让我们等等,这就回去拿衣服。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帅哥来捐衣服,一个帅哥打开皮箱,开始不断地往外掏衣服,棉袄、皮衣,掏着掏着又说,“哇,我的浴巾原来在这里!”最后掏出来的是秋衣秋裤,同伴说,你把秋裤捐了,你以后不穿秋裤了?那帅哥在他肩上擂了一拳,嘻嘻哈哈地就走了。那几个女生终于来了,也一人捐了一纸箱衣服。到了下午3点多结束,总共募捐了大半车衣服。

有时候出去,衣服多到一天接一车还装不了,我和司机师傅就拼命往车里塞。一次,车装满了,还有五麻袋在车外,再让派辆车吧,大老远的就为五袋衣物跑一趟,成本也忒高了,我和司机师傅一商量,把装好的车又掏出来,重新叠整齐,一件一件地往车里塞紧,直到整车都塞满了,连挂档都碍事。

车一开,堆在上面的衣服总会随着车的颠簸,不时地掉下来一两件,我再反复地塞回去,后来懒得塞了,我就直接抱着。车厢里装不下,就堆在副驾驶脚下,最后把我的膝盖垫到顶着胸口了,一路挤得胃疼。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市里接收爱心捐赠,当时我和司机师傅刚拐过一个路口,正好遇上交警查车,我心想完了完了,客车拉货、拆车座,最少也得罚两百。

年轻的交警示意我们把车靠边停下。我们把车慢慢开到路边树下,交警走过来,要走了驾照和行驶证。我们赶快给他看我们的工作证,说我们是做公益的,车上是大家捐赠的爱心衣物。

交警让我们把车门打开他看看,看过之后就把证件还给了我们,让我们快走。我们刚关上车门,就听到旁边另一个交警问:“你怎么把他们证件还给他们了?”我赶忙说:“快走!”车门刚关好,司机师傅立马发动了车……

虽然被交警抓到被罚的次数更多,但我还是对这次难得的“放行”记忆深刻。大概我总会选择性遗忘掉不愉快的,记住那些美好的。

3

“工友之家”每年开两次年会,一次在年中,一次是年末。

开会就在电影院,大家把椅子围成一个圆圈,轮流讲自己半年来的成长和困惑,像是个恳谈会。中场还有游戏环节,主持人孙恒大哥会给每人发一张小纸条,让大家写下和“工友之家”的关系,或者,“你觉得工友之家像什么?”

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有写家人、爱人、朋友的,有写兄弟姐妹的,还有的写:姑娘、青核桃的。会议一结束,孙大哥就会放一段音乐,大家起立,肩搭着肩,闭上眼睛,感受时间静静流淌,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

作者李若图(摄影师 七七)作者李若图(摄影师 七七)

我想大概很多年后,我依旧会怀念这个时刻。平时的周末,孙恒大哥偶尔也会组织大家在他家聚餐,就是电磁炉上坐一个大铝盆,整一个火锅锅底,周围摆上羊肉卷、青菜、豆腐,想吃什么自己放。

爱喝酒的同事会带几瓶“牛二”,大家吃着喝着,酒酣耳热之际,一起放开了聊天。一次聚餐到后来,人走的差不多了,还有几个同事边吃边聊。孙大哥有点喝高了,突然看着我说:“李若很真实!”我当时一愣:难道我还能是虚幻的?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不虚伪不做作。我接过话说:“是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姜国良说,“那我就是不三不四的”,艳真接着说,“我是吆五喝六的”。孙大哥哈哈大笑:“那我是乱七八糟的”。李大哥赶紧抢着说,“自己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们几个把十个数字连接的天衣无缝,想起来还真是愉快。那样无拘无束的聚会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吧,后来糟心的事多了,大家就也没有心情在一起吃吃喝喝了。

“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是2014年下半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并没有参加,去旁听了两次,每次都听到一半就走了,原因是,的确有个别学员很得瑟,老师讲着他总要插嘴,讨论某个问题时又滔滔不绝。可我是来听老师讲课学知识的,不是来听你东扯西拉浪费大家时间,每次去上课,我都急得直拍腿,后来就干脆回去看书,也不参加文学小组了。

我喜欢看书,小时候和面、擀面条的时候,我总是一边和面一边看下面垫着的报纸,绕着桌子转圈直到把一张报纸看完。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人家墙上糊墙的报纸书籍,只要是带字的,我都要看完才走。“工友之家”图书室有很多书,还有一个书库,够我看好久。

这几年我看了很多书,我比较喜欢看历史的,《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也看养生的和菜谱,文学类的书就看得更多了,有的顾不上看,就借回去放在办公桌上或者床头,及至最后都堆了好高一摞。

直到2015年下半年,有编辑来文学小组约稿,大家写的东西不多,负责人小付就很着急,在办公室和宿舍到处喊:“你们快写稿,有稿费啊。”我正好有一篇写姐姐的随笔,交上去凑个数。没想到交上去的10篇稿子中,只有我的文章发表了。

我这才开始参加文学小组。

打工之家文学小组聚会(作者供图)打工之家文学小组聚会(作者供图)

从前总觉得拿稿费是离我很遥远的事,写得高大上的才能发表,我总认为我写得上不了台面,没想到我写的东西也可以发表,要是这样写都可以的话,那我故事库里还有很多呢。

我从此爱上写文章,2016年的一堂课上,中央党校的刘忱老师给大家讲农村公共服务,建议大家也可以写写家乡的事,我写了《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在那篇文章里,我写到农村只有老人种田,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小孩误食农药死去;写到爷爷带着两岁的孙子下田,烧菜杆时误将孙子烧死,爷爷喝敌敌畏自杀了;写到村民因长期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换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积蓄;写到留守老人无人赡养,最后一个人死在借住的厢房……因为这篇文章,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专程跑来采访了我三次。

那时候,我刚受邀参加了“网易人间”举办的一场名为《一步之遥——从读者到作者》的沙龙活动,七位嘉宾其中有一位,就是写《生死漂流》的作者杜修琪。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我是最弱的一个,全程都紧张,一直战战兢兢的。

当记者来采访我时,我以为其他六位都已经采访完了,记者小杨告诉我,没有,只采访你一个人。小杨还说,当时自己的主编指着那篇沙龙的推送,对她说,去采访一下这个人,她问是杜修琪吗?主编说不是,是他前面的那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老远的跑来采访我。后来报道出来了,小杨给我寄来一份,题目就叫《篇篇50万+背后的“非著名”皮村农民工写作者》。

4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家,眼看着家乡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写了一篇《春节返乡笔记》。我就是想要让这个问题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才写出来的。我热爱脚下的土地,也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不写出来,一百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最早文学小组的志愿者老师是张慧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每周日他都会风雨无阻开车穿过大半个北京,来皮村给工友们上课,后来他去美国游学期间,还发动了他学者圈子中的许多朋友来给我们上课,让文学小组一直没有中断,我都记得他们。

有时候赶上加班,来文学小组上课的工友才几个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急得在几个群里吆喝:大家赶紧来上课啊,多来几个人捧场啊,老师大老远来给我们讲课,就五六个人怎么对得起老师跑那么远的路?

张慧瑜老师上课,通常是先讲讲最近发生的新闻时事或是历史事件,再分享经典作品,如鲁迅的《故乡》、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还有文学小组学员们自己的创作,多是写大家亲身的经历和见闻。他会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然后回应,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备受尊重。每一位来文学小组的老师,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课堂上学到很多知识,但是老师们都挺谦虚,反而说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曾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声名远播的学者、作家黄灯老师,在给我们文学小组上完课后写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生命历练和精神洗礼,我不否认,一种更为坚定的东西,因为和皮村的相遇,得以在我的心灵深处更牢固地扎根,一种更为质朴的东西,也让我坚信,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终究不会被气势汹汹的生活磨灭。”

“我尤其难以忘怀李若和我的讨论,作为打工群体中热爱写作的一员,她有自己的疑虑,她在乎网友的看法,对写作缺乏自信,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最大的优势,正来源于在场者的痛感,来源于没有隔断的生命体验对其情感的强烈冲撞。我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直刺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凸显了当下很多冠冕堂皇的文字失血的真相。”这段话也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还有刘忱老师,他们都在一直鼓励我,我视他们如恩师。

5

然后,就是文学小组范雨素大姐一夜火遍朋友圈的稿子:《我是范雨素》。媒体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连带着文学小组也跟着出名了,从前招学员煞费苦心,自此,有很多不请自来、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

范大姐是我们文学小组的骄傲。对于一夜爆红,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学识渊博但十分低调,接受了一天的采访之后,再面对源源不断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干脆躲起来了,文学小组负责人小付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其他学员,让文学小组的成员都出来替范大姐“挡子弹”。

虽然是被迫“挡子弹”,但是大家都心甘情愿,借范大姐的光也跟着上了各家新闻媒体。我那时刚调到平谷营地,有的记者还打车从皮村赶到平谷,我心说这些记者也挺拼的呀。随着《我是范雨素》持续发酵,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说是“工友之家”炒作,有幕后推手,我真的很生气,炒作?“工友之家”怎么那么大能量呢,能撼动三百多万的点击量呢?

面对一片质疑声,“工友之家”4月28号开了媒体说明会,我从平谷回皮村参加声援范大姐,我人还没有到,就有几家媒体记者等着了。出发时发了一篇朋友圈里,说我有点紧张,担心说错话,就有老师在下面评论里告诉我: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多说点积极向上的。还好,记者们提的问题都是围绕我的经历或者文学小组的,都是我熟悉的,这一关就算是过了。

文学小组成员小海(摄影师 七七)文学小组成员小海(摄影师 七七)

记者采访我时,一有机会,我就会把文学小组其他学员推荐给记者,我说文学小组里除了范大姐,还有很多人都写得很好,比如郭福来、小海。

小海是写诗歌的,他的诗作大部分是在车间、公交车上写的。我还说,小海就是文学小组里冲出的一匹黑马。有一段时间小海失业了,居无定所,在苍蝇馆子吃,在网吧过夜,我们都为他着急。他才是为了梦想不顾一切,他想在音乐上能有所建树,结果却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里碰得头破血流,但依旧在为理想不断努力。

郭福来大哥其貌不扬,写出的文字却温柔、细腻。他在工厂里是电焊工,整天和角铁、钢管打交道,早上七点上班,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干的全是苦活、累活,但是他在作品里从不悲情,身在苦中,却不诉苦,苦日子也要当歌唱,这一点的确很让人敬佩。

文学小组里的成员,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坦诚相见。范大姐写完《我是范雨素》时,就发了我一份;我写完一篇稿子,也会发给小海或福来大哥,让他们给出意见。

我们总是互相鼓励,每个人的作品,大家都会认真读,并给出诚恳的意见。福来大哥总是说我有才华,把我比作蒙尘的珍珠,他总是不断鼓励我多写作。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能干嘛不能干嘛。

他总说:“我看好你的才华。”“可是我没有才华啊!”“才华是口袋里的锥子,不用点力,它能扎出来吗?”

6

先是禁止三轮车上路,然后是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有了电子学籍,北京是需要疏解,只是有时挺着急。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北京,我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只是一个过客。我生活在别人的城市,出门坐公交乘地铁,都是路过,我也从没有想过在北京安家落户,打工的迟早都得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眼看着老家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农村都是老弱妇孺,能不越来越凋敝吗?我想回家,可我不知道回家能干什么。在老家能安身立命吗?能养得活自己吗?会不会走投无路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我。

有时我想回家进行乡村建设,比如做粉条合作社。我老家有做粉条的传统,在方圆几十里都很出名,每年秋冬我们家家户户都做粉条,外村的人每年都到我们村里来买。有村民孩子在外地工作买了送领导送上司的,有寄给大城市上班的女儿的,也有储存起来留过年来客吃的。

有时又想,不行就开网店,在网上卖老家的土特产什么的。弟弟告诉我,要是东西不好吃人家给你个差评,以后就没有人再买你的东西了。看来世间的路哪条都不好走啊。

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了,我已离家太久。半生漂泊,总感觉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伸出手来,在召唤我回去似的,我虽然没有那么老,心里却已提前有了乡愁。

我就这样,离开了北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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