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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桃色“反腐”: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送交者: JollyRoger[♂★★★网络贵族★★★♂] 于 2018-02-13 13:42 已读 861 次  
  在大清特色的官场,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八卦。在“二奶反腐”的堂皇话语背后,却是各方争夺大清政改发言权的宏大斗争…… 

在小女子杨翠喜的背后,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两派集团的政治争斗。

作者:雪珥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尚书”)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

  《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

  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

  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阴历三月廿五)才递交弹劾状,《泰晤士报》却在次日就发出了电讯,消息十分灵通。

  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御史)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

  奕劻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

  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与如今三四线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算下来,官员们要想与名妓一样有尊严,只有弄权创收才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杨小姐与载振部长的爱情故事,据说相识之初还是十分偶然的,却因载振一见钟情,而平生是非。

  据《异辞录》记载,此前(1906年)载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东北,返回时在天津拜会直隶总督袁世凯,盘桓数日。某次酒席上,作为主人的道员段芝贵,安排了杨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这场演出中,载振对杨小姐一见倾心。

  据说,杨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却很对载振口味。不过自始至终,杨小姐似乎并未与载振有过什么深层次交往。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这等于让她参与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关推广,而且受众群正是其目标客户群,不知其出场费因此能上调多少?

  送礼人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20倍就需13.4万两(人民币2268万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

  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樱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巡抚”)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

  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朝鲜,在其鼓励下,朝鲜当局不断渗透中国东北,公然在侨居中国的朝鲜垦民中推动分离运动,甚至组织军队向中国守军发起武装攻击。日俄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这种渗透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分离风险与日俱增,也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1906年,朝鲜正式请求日本代为办理对华交涉后,日本立即以“宪兵”的名义向中朝交界处中方一侧的间岛地区派遣军队,在延吉地区公然张贴文告,宣称延边为朝鲜领土。(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

  为了应对东北地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帝国决心在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巡抚职位,并从山东等地鼓励农民移居东北,嫌弃了“屯垦实边”的高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闯关东”。

  190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八),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代理)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代理)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国的政府分工中,朝鲜事务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点。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朝鲜政策。而袁世凯接任之后,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改变。多年专司,北洋系的朝鲜事务人才自然最为集中,由北洋出掌东三省,顺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1882年)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劻,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

  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

  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    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

  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著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 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吴樾事迹,参阅2012年5月7日本报雪珥专栏《被狙击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 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

  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有关军机处的设立,请参阅本报2012年10月29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镇”)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

  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

  “官屠”炸弹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瞿鸿禨、岑春煊等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通过岑春煊与太后的特殊关系,进京觐见时给奕劻下眼药;二是赵启霖等联络御史,从公开渠道发难。

  1907年5月2日凌晨,刚刚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单独接见。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邮传部尚书。

  邮传部掌控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都是大清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岑春煊的新任命,国际舆论相当狐疑。《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5月14日写给总部的信中说:

  “最近,在同一天里公布了两个任命,这个帝国的最开明的官员之一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巽),另一个是代表反动官员的人——虽然我还找不出证明来支持这一看法——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岑春煊)。”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奕劻的亲信、邮传部副部长(“侍郎”)朱宝奎。

  连着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单独接见,并进行长时间对话。而在对话中,岑春煊甚至尖锐抨击政治腐败和假改革,当然,矛头所指,正是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击“假改革”的言论,虽然幕后有其所夹带的私货,但就其言论本身,却的确切中时弊。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李鸿章的侄女婿、时年33岁的小官员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

  “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晚清官场,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经常参劾官员,而号称“官屠”,与“钱屠”张之洞(指张花钱如流水)、“民屠”袁世凯(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并列天下“三屠”。

  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弹”后,“三菱公司”的御史们也发起了第一轮弹劾。

  翻案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

  赵启霖的弹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无其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

  载振几乎是立即递交了辞呈,但被中央拒绝。

  但是,同一天中央却宣布:“段芝贵著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政治平衡术中,官小的总是被当作砝码使用。

  载沣和孙家鼐赶到了天津,却发现杨翠喜并不是载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盐商王益孙买下,作为外房,并立有“字据”为证,“性贿赂”案子虚乌有;而天津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自己根本不可能筹措10万两巨款,给段芝贵去送礼。

  王益孙在天津的报刊上,公开刊登了相关声明,为自己的小妾杨翠喜正名,反击“谣传”。而专案组则带回了杨翠喜的证词:

  “具呈人杨翠喜,为据实陈明事:窃身向在天仙茶园唱戏,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间,有王五爷(王益孙)向身母说,允以三千五百元价买,充当使女之用。窃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园停演,于初四日回东安县。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爷日本租界楼房暂住。于三月十八日归王五爷住宅服役。所具是实,并无蒙混情弊。为此,叩乞钦差大人查核施行。”

  如此天翻地覆,颇具戏剧性。

  查无实据,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诏,痛斥赵启霖:“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有趣的是,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载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请辞。

  载振的这次辞职,马上得到批准。上谕对其褒奖有加:

  “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为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辞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著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其间,据《异辞录》载,似乎新入军机的世续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时年52岁,“在满人中素著忠悃”,与庆亲王关系不错。他担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则“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显然,这是颇讲政治的顾虑。当慈禧前往颐和园,在万寿寺稍憩时,召世续单独见面,世续巧妙地透露说,岑春煊其实与庆亲王有私怨。这点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对岑春煊开始疑虑。

  主管查案的载沣、孙家鼐两人,载沣时年才24岁,并无什么经验阅历,世续劝他少蹚浑水,一切听孙家鼐的。

  孙家鼐此时却已80岁,“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深知江湖风险。孙家鼐认为此案即便坐实了,对庆亲王和袁世凯也无大碍,反而会给众人种祸。后世因此怀疑,该案并非查无实据,而是孙家鼐“难得糊涂”了一把,没有认真查。

  孙家鼐的考虑,的确是讲政治、讲大局的。庆亲王毕竟是“与国同休”的亲贵,连他的贪腐都要查,这个政权就连“自己人”都没有了。慈禧太后并非不知道庆亲王的贪腐,王府每年的开支超30多万两(约合人民币6000万元),与庆亲王的正常收入明显不符,至少可以问个“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罪名。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连《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据说,在该案中,慈禧太后曾当面责问庆亲王:“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 《异辞录》因此感慨,太后的话真是王道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载振乌纱帽的含金量大大超过赵启霖,只是下台方式体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还是赢面更大。

  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赵炳麟出场,在5月19日上疏,认为:“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对于段芝贵之案,他说了大实话:“臣早欲具折纠参之,则无真实之凭据;不参,又不能上对君父,下对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见赵启霖纠参,益钦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顾忌,不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今则如臣之多所顾忌者,独留于朝;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者,罢职而去,谓立言官之谓何?将何以作其气耶?他日,倘有权奸干国,贿赂公行者,谁复为之直言极谏耶?”

  他还以辞职相逼:“倘以臣言为朋比,则臣实无面目以立于朝,亦将还冠带于陛下,辞我皇太后、皇上而归田里矣。”

  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击,认为载沣、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要求重新调查。

  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益孙,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孙毕竟不仅是商人,还是兵部的候补郎中,当然也算领导干部,迎娶歌妓的行为违法。

  反击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

  一直处于守势的北洋派,终于完成力量集结,开始反击。

  5月27日,慈禧单独召见奕劻。奕劻指出,两广军情紧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议岑春煊回任两广,慈禧同意。其实,慈禧此时也有点厌倦岑春煊,试图以此平衡两派之争。

  岑春煊虽不愿意,但朝命频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继续称病观望。

  随后,在袁世凯支持下,御史恽毓鼎向瞿鸿禨发难,公开弹劾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身为堂堂军机大臣,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该报创刊于当年的3月28日,其主编汪康年当年在浙江乡试录取时,正是瞿鸿禨当的考官,因此有师生之谊,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权争中,汪康年利用其媒体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报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缔。

  瞿鸿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无忌惮地运用媒体作为投枪和匕首。媒体的集体狂欢,看似在呼应他,却实际上激起了高层的反感和警觉,反而帮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党背景的《神州日报》,也于该年4月2日在上海刚刚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经理”),杨毓麟任总主笔。杨毓麟从5月18日至24日连续发表评论,狂轰滥炸:

  “杨翠喜,以一女优而为酿成政界恐慌……”

  他认为:

  当朝权贵“纳贿之术,为途亦多……乃至买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欢娱,承贵人之颜色。封疆之寄,贱于俳优;节钺之荣,售于奁镜。”

  显然,这样的言论,当局自然是闻之逆耳的。

  在御史们的集体压力下,北洋派对赵启霖放了一马,中央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而对岑春煊,则穷追猛打。

  岑春煊为了积累争夺政改主导权的实力,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络,梁启超甚至专程回国面谈。而袁世凯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等人的合影。这张假照片,加上诸多的真情报,导致了慈禧太后痛下决心,罢免岑的职务。8月12日,中央谕令开缺岑春煊,一个封疆大吏,就这样在政争中被淘汰出局,这是其在发动“二奶”反腐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 

  史称“丁未政潮”的这场风波,轰轰烈烈了几个月,随即偃旗息鼓。但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却传递出来了:

  大清国的腐败,已经与改革血脉相连,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改,也被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机会,无论哪一派莫不如此。这正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最吊诡、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多年后,著名作家张伯驹(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的表弟,与段芝贵相熟)写下如此诗章:

  买赠佳人金屋娇,

  封疆摧任气何豪。

  启霖多事煞风景,

  却上弹章拆凤巢。

  其实,在类似的折腾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娇的凤巢,而是帝国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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