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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明- 最后一个中国通
送交者: JollyRoger[♂★★★网络贵族★★★♂] 于 2018-01-11 3:48 已读 1401 次  

  中国人似乎都对外国人能说一口流利中文而欣喜不已,这种文化上的满足感,多半来自深层次的不自信,似乎会说中文、娶一个中国太太、甚至有个中国养女,都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不论到哪里,都喜欢带着他的中国养女,开场白都用中文。

  这并不奇怪,此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在未赴任之前,都已是华府外交圈的中国通。这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任命驻华大使的默规。民国时代,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多具备传教士背景,或出生于中国,比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这种任命模式只在中国出现,美国绝不会派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人做驻日大使。

  早前的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Jr.)出生于山西汾阳,其父是公理会传教士恒慕义(A.W.Hummel)。李洁明(James lilley)之父则是长年在华的石油商人,出生于青岛的李洁明,对中国更为熟稔。而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夫人,就是长篇小说《春月》的作者、华裔女作家包柏漪。 

  李洁明去年年底病逝之时,美国外交界曾有人士惊呼,“最后一个中国通走了。”李洁明1991年离任,接替他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也是传教士之子,生于南京。1995年芮效俭离任后,美国再也没有派出中国通驻华。恒安石、李洁明这些老一辈的外交家,其对华交往更注重文化层次的切入,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两任驻华大使却更偏重经贸及战略角度,这似乎能说明美国对华外交的思路转变。

  李洁明无疑是最为传奇的一位中国通。这位曾被希拉里誉为“最佳外交官”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情报界及外交界的传奇人物,参与了中美外交的初期工作,在1990年前后担任驻华大使。早年,他却是中情局的特工,相继在中国外围的六个邻近国家和地区履职,负责对华情报之采集分析。

  从李氏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思维的嬗变,尤其是台湾问题,他以美国视角,解释了美、中,以及中国台湾的三角关系何以建立。海峡两岸对李氏的评价近乎对立,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他就是“一小撮螳臂当车的反华势力”,但在李氏过世之际,大陆仍然给予他相当程度之肯定。

  李氏幼年即目睹中国抗日之艰难。虽身在青岛租界,他仍对颠沛流离的中国百姓抱以极大同情。当时李氏对中国国力之羸弱颇为担忧,在他的记忆里,淞沪保卫战中,因中国飞行员欠缺经验,数以百计的老百姓无辜丧生。

  中国空军之作战能力,早在一·二八事件中就被质疑。涵芬楼大火之起因,坊间有多种不同说法。有人说系日本浪人放火(见《仁者的山水——张元济传》),亦有人称系国军误炸所致,数万册善本书,毁于一旦。据云当时刚刚整理出一套《旧五代史》,经此一役,又花了好几年(见郑逸梅《清娱漫笔》)。不过张元济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抨击国府之无能,则事无可疑,丁文江曾在胡适处见到此信,“皆颇对于当局有不满意之表示”。

  到抗战后期,李氏对于国军亦不具信心。他的哥哥法兰克在1945年的家书中曾提及,“士兵又病又穷、衣不蔽体;基于上述原因,即使配备我们的装备,也无法作战。权力、金钱和教育都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病根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医疗、宗教和教育各方面。”表现在战场上,即是士兵作战能力低下。

  这一点,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里曾提到。中国军队后勤供给系统极为薄弱,比如只知道进口坦克,却不知道应架设能够承担坦克重量之桥梁,以致有相当数量之桥梁被压塌。李氏之兄当年服役于昆明,对国军内部之腐败知之甚详。比如军官驾车载着妓女四处饮酒,以致法兰克的美国同僚们,要控制国军军官对汽车之支配权。

  抗战胜利后,李洁明回美国读书。事后他总结道,“中国内战的种子种在日本战败的土壤中。日本在东北的重工业基础,被认为是战后中国复兴经济的关键。”国共双方争取控制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历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是李洁明探究中国政治演进的开始。

  

  对于中国大陆的正式研究,李洁明是从中国外围着手的。朝鲜战争爆发时,李洁明受耶鲁大学饶大卫(David N. Rowe)的影响,研修《中国与世界列强》课程,对红色中国的研究兴致颇高。后来他应另一位教授的号召,加入中情局,李洁明没有提及这位教授的名字,想必是藏身于耶鲁的隐身特工。 1949年6月,李洁明在中情局受训时,解放军进入青岛,他不禁感叹道,“(这)可谓国民政府灵柩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因为青岛是中央政府最后一个港埠。”

  先前,中情局和国务院都预测,中共会在1950年底占领台湾。朝鲜部队在冲破三八线的两天之前,国务卿艾奇逊还在重申,台湾不在美国的亚洲安全半径之内。朝鲜战争爆发后,政策丕变。中情局针对中共的秘密作业也重新开始,台湾成为主要基地。

  中情局对中国大陆的情报活动出师不利。1952年,中情局九人空降到东北,落地被擒。其中一人招供后,中方通过无线电给汉城的中情局情报站,要求美国派飞机来接,李洁明的同事唐尼、费裘还有两位飞行员飞赴中国大陆。飞机行将降落之际,被解放军击落。飞行员殉难,唐尼和费裘被抓。

  唐尼被判无期徒刑,被称为“全体美国俘虏中的头号大坏人”而四处游行示众,费裘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直到1973年3月中美接触后,才放出来。唐尼在狱中看了六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他后来考入哈佛法学院,娶了一位沈阳妻子。这位康涅狄格州的法官没有他的同事李洁明那样的好运气,因为他在被放出来两个月后,李洁明光明正大地从深圳罗湖进入红色中国。

  这个时候的李洁明,已经先后在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香港等地做了二十多年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全球冷战态势方殷,他在外围通过各种渠道观察和分析中国事务。冷战让全球分为两大阵营,海外华人也都因此站队。比如菲律宾的华侨社会由两大家族控制,杨氏家族亲台,而薛氏家族亲大陆。李洁明尽量通过从中国出来的人嘴里打探消息。

  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金边,美国大使馆人员都去楼顶拍照片,这是他们获得情报的原始途径——在很多情况下,情报就是公开信息。西哈努克把亲台的华人领袖全部禁闭起来。

  当时中国通过柬埔寨支援军火给越南。柬埔寨武装领导人龙诺亲自督运。军火运输在高峰期时,龙诺曾是北京最为宠信的人,他的桌上还摆有毛主席肖像。不过龙诺反对越南人侵占柬埔寨,曾呼吁中方协助,将越南人赶走。而北京认为北越反对美帝,中方应该支持。龙诺后来对中方渐生不满,与柬埔寨第一副总理马它克联手,于1970年3月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

  直至调任香港,李洁明才觉得离中国更近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和香港之间的往来依然密切,尤其是难民,源源不断偷渡过来。李洁明接近这些人,通过访谈得知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进展。他甚至想跟新华社香港分社、华润公司等中方机构往来。不过港英政府还是禁止他公开采集情报。

  在香港工作的成就,李洁明颇为得意,他引用周恩来的一个批示来肯定中情局香港站的成就:“欲知中国事,可问中情局香港站。”中情局香港站陆续呈送华府的报告,后来被汇编为《马可波罗文件》。这个文件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极为知名,它是截至当时为止,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客观也是最深入的报告。

  之所以取名为“马可波罗文件”,就是因为马可波罗虽然对中国有过详细描绘,但他从未真正涉足中国。这与中情局香港站、李洁明本人的“望陆兴叹” 是有共同特征的。这是当时中情局最为无奈之处,他们始终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1950年代的中国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外围的华侨大部分又亲台,情报工作不算顺利。因此中情局始终未曾发展出在中国大陆可靠的谍报网络。

  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建立,李洁明以联络处职员的身份进入中国,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情报官,直接对基辛格负责,试图建立白宫与中南海的沟通管道。这种秘密外交,是基辛格外交的一大特色(见基辛格《大外交》)。当然,李洁明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任务。在当时条件下,他只能依照“克里姆林宫学”对中国政治动态做出分析。

  这种分析跟今日中国的时政记者们分析政情之手段并无二致。比如观察人民大会堂的汽车数量,来判断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及参与人员。根据外宾的座席位置和名单顺序,确定中国外交部对待各国的态度。1973年国庆节,美国驻华联络处代表布鲁斯与苏联代表的名字殿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三国关系。

  直到1975年《华盛顿邮报》抖出李洁明是情报人员后,他才被迫离开中国。在华期间,他建议中情局长老布什跟中国合作,在新疆建立情报站,观察苏联军事动态。这件事李洁明并未明说,直到2008年5月拜登与奥巴马搭档参选之时,《华盛顿邮报》才抛出重磅报道,解密当时中美在新疆的情报运作状况,正是拜登与邓小平当时决定的。

  

  李洁明1979年1月从中情局退休,这时候他才五十一岁,按说不到退休年龄,可是布什卸任局长后,李洁明在中情局多少像个异类。1979年2月 3日,邓小平和布什在美国会谈时,李洁明在座。据李洁明回忆,邓小平当时表示,(中美)必须坚持联合对苏路线。当时中国支持柬埔寨抗越,布什也表示支持中国。2月17日,解放军开始对越反击战。李洁明随后加入布什竞选总统的班子,为布什的对华政策运筹帷幄。

  

  1982年1月,李洁明被任命为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主任。这个名义上非官方的职位相当于驻外使节。他一上任就遇到“八一七公报” 的风波。国会里支持台湾的声浪巨大,此时里根内阁的国务卿海格态度亲大陆,释放出停止对台军售的气氛。李洁明立即面临台北传来的巨大压力。他的大学同学、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钱复,曾经当面指责他、进而抨击美国对台湾不负责。

  其实在早前一次与邓小平的会面中,邓曾经对李洁明说:“我们会尝试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也不愿绑住另一只手,你能劝台湾跟我们谈判吗?”随后李洁明试图向蒋经国说明,美国无意抛弃台湾,但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大陆敦睦。“八一七公报”签署后,里根口述一份总统指令,决定了此后美国对台军售的原则。

  蒋经国静静地听完李洁明的叙述,向李说明了自己对台湾未来的规划。这就是蒋经国政治改革最早的腹案版本:民主化、本土化、繁荣经济,对大陆开放。1983年6月,蒋经国流放王昇去巴拉圭做“大使”,扫除他身后强人政治之障碍。即便如此,“江南案”还是发生了。李氏此时开始与邱连辉、周清玉等党外人士接触,了解“台独”意识形态的来源。他也建议国民党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李洁明1989年5月调任驻华大使,作为布什的好友,这一任命让他颇感兴奋。他5月2日到达北京,当时北京内城的交通已经陷于瘫痪。李洁明此前在驻韩大使任上,成功斡旋全斗焕与异见领袖金大中的矛盾,避免了汉城的戒严危机,因此他刚来北京尚抱有相当信心。后来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李洁明将方励之夫妇隐匿在驻华使馆里长达十三个月,引发中方不满,中美关系阴霾不断。于是布什又派出芮效俭接替他,李氏回国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

  过去的七十年中,李氏是亚洲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勾勒出一幅亚洲政治变迁的巨大图卷。李氏对中国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他的一生也与中国密不可分。这种感性因子让李洁明最后一次在华的外交工作显得较为痛苦。这个他观察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以一种他从未预知的模式,与美国对抗而又合作。

  他最后说,“中国既难以捉摸,又骄傲自豪,既备受折磨,又楚楚动人。它正努力现代化,雄心勃勃、冲劲十足、贪婪饥渴,也渴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可它对世界却是又爱又恨,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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